（一）手滤制纸业之概况
手滤制纸是一种传统、古老的造纸方法，西方世界“在十七世纪以前，均为手滤法，十九世纪后半期以降，则多为机械制纸法”。传统时期的中国，手滤制纸极为普遍，东北地区亦不例外。
东北手滤制纸业俗称纸房、纸局。据1931年统计，东北共有大型纸房44家，其中股份公司1家，个人经营15家，合资经营28家。从地域分布上看，沈阳最多，辽源、辽阳、永吉、长春等地次之，其余各地则为数甚少。[28]由于此时东北币制极为混乱，各纸房之资本无法计算，“仅知各纸房资本总额约均在十五万圆左右，概非大资本之企业”。这些纸房的年产值约65万元左右，产品种类单一，只有毛头纸一种，因产地和纸张大小不同，又有许多复杂的名号，如呈文纸、三五毛头、三六毛头、三八毛头、三五双抄纸、三六双抄纸、三八双抄纸、大号双抄纸、单纸等，其用途“大抵为裱糊酒篓、油箱、簿帖、门窗、续衣、油纸、包裹用纸，以及书写契约、印制执照等等”。[29]
虽然东北纸房“生产量由东北全体观察，亦极微少”，但“因其目的为适应地方需要而制造之特殊纸”，故能保有一定数量，并没有被机械制纸完全取代，其产品“遂普及各地，因而成为必需之纸张”。[30]如民国初年黑龙江省城造纸厂“所出纸张，颇投商界所好，行销甚速，驯[迅]至求过于供”，“复由官商合议，增加资本七千两，从事扩充，辛亥六月，制出纸银一千二百余两，仍不足供市面之需求”。[31]又如1920年前后，吉林地区纸张供应不足，纸价大幅上扬，而当地造纸作坊只有乌拉天兴隆一家，“故今年生意比去年尤为发达，现已添招工人，日夜加工制造”。[32]
（二）机械制纸业之沿革
1917年12月，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在吉林设立中日合办的“富宁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0万日元，“此为东北机械制纸工业之嚆矢”。其最初营业宗旨为制造纸浆及造纸原料，后来转而采伐附近森林，“企图掌握整个东亚之制纸原料”，因经济不景气的缘故，该公司成立不久便宣告倒闭。
1918年8月，日本人斥巨资在大连市谭家屯设立“合名会社松浦制纸工厂”，使用机器制造粗纸，营业未久，因土地被官方收买，生产被迫陷入停顿。1921年8月，该厂将设备搬至沙河口，继续开工，业务有所扩展，产品除供应大连市场外，还销往满铁沿线各地，此后亦因“经济界波动之影响”，再度歇业。1918年12月，日人还在大连市夏家屯创设“满洲制纸会社”，资本50万日元，“其目的亦在于制造粗纸”，因经营不善，濒临停业。[33]
1921年9月，日本人在营口设立“营口制纸合资会社”，资本10万日元，以海纸为主打产品，其土地、房屋以及机械等均向满铁和关东厅租借，然而“经营未久，即告停顿”，直至1927年5月并入满洲制纸会社后“始行复工”。(www.xing528.com)
最令时人瞩目的是1919年5月成立于安东的“鸭绿江制纸株式会社”。该厂“意在垄断鸭绿江流域木业全权，造成世界纸料策源地，使中外国人再无插足余地”[34]，投资总额500万日元，由日本人大仓喜八郎经营，历经2年之筹备期，自1921年10月开始制造纸浆。此时正值欧战结束，欧美纸浆大量销往东亚市场，日本国内纸浆滞销、存货积压，包括该厂在内的3所造纸厂奉日本政府之命，“自民国十一年八月至十五年七月间，暂时停工”。停业期间，该厂尝试以机器制造中国手滤纸，“不但成功，且品质较优”，遂决定复工后“一变从来制造及输出纸浆之方针，而计划从事于中国纸之制造”。[35]1926年4月起着手建设新造纸厂，于1927年1月建成投产，在原有机器设备的基础上，又增加碎木机1台、抄纸机4台，[36]其产品品质“介于欧洲、日本之有光纸与我国原有之手滤纸之间”[37]，颇受欢迎，销路广泛，“此等产品，有向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处移出”。受此刺激，该厂不断扩大生产，如1928年产值达170万日元，比1927年增加70万日元。[38]
上述几家日资机械制纸公司均成立于1918—1923年，“因受经济景况不良之影响，营业成绩甚劣”，唯独鸭绿江制纸株式会社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庞大的规模和精良的工艺，“能独得发展繁荣之机会”，[39]“东北全境能大规模制纸者，只此一所”[40]。
中方亦有机器制纸的尝试，1923年华人实业家韩麟绂在安东六道沟设置烧锅，1927年改建为“六合成制纸工厂”，其机械化造纸设备包括“五十吋阳克式抄纸机一座，打纸料机四座，蒸汽引擎一座，煮纸料锅二座，芦苇切碎机一座，蒸汽锅炉（内二座未用）三座，电动机三具，抽机及其他附属机件全备”[41]，“这是辽宁省第一家用民族资本创办的机制纸厂”[42]。
华资机械造纸工厂中，备受时人关注的是由张学良亲自督办的东北造纸厂，其设立宗旨是“挽回利权”，“专门利用鸭绿江所产之林木，以抵制日货”，[43]计划制造新闻纸、粉连纸，并仿造各种洋纸，“以应社会需要”。[44]1931年初，受张学良委派，金翰、赵景龙二人赴松花江上游一带调查选址，最终勘定“吉林桦甸县毗洲地方”为该厂基址，同时选定“距二十里之老恶河地方”为该厂附属水力发电厂基址。10月，设筹备处于沈阳大北边门外中央马路，由张志良出任处长一职，金翰、赵景龙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正式着手筹备工作，一面从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借调测量工程师，一面向金沟煤矿公司借用钻岩工人，实地前往毗洲、老恶河两地勘察地质、水文，并“钻试江底岩石”，“一俟各项初步工作完竣，即当准备购买机器”。[45]
可见这时期华资造纸厂数量极少，基础薄弱，乏善可陈。正如鸭绿江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中岛三代彦所言，“中国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曾经屡次计划造纸，可是，都不曾成为事实”，唯有六合成制纸厂一直坚持营业，“总算断断续续的办到现在”。[46]
总体上看，在引入机械化生产方式后，近代东北纸张产额有了成倍的提高，对此有人总结道：“民国十五年以前之国产纸，仅为旧式之手工造纸而已，年产约五十万元左右；十五年以后鸭绿江制纸、满洲制纸及其营口分厂等每年可生产机器造纸一五〇万至一八〇万元左右。”[47]当然，机器造纸业利润中的绝大部分归日方所有，中方所得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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