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倡导植树造林

清末新政时期，一些开明官员重视践行发展林业、植树造林，“在倡导植树方面，不少省的督抚发挥了积极作用”^[3]。在东三省突出表现为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植树造林的法律法规。

在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授意下，1910年奉天省劝业道颁布《奉天保护森林章程》，该章程第5章第14节规定“凡人民有能于采伐迹地或[其]他土地施行造林者，地方官当视其所植面积之多寡，赏以相当之林地”^[4]，鼓励民众从事森林补植。

同时颁行的还有《未有森林地方劝民兴办栽植奖励章程》，该章程主要分为三部分：

其一，“栽植树种之预备”。要求“各府厅州县向无森林者”，应于城郊一带附设苗圃，种植适宜本地生长之树种，“以木签书明树种及下种时期，每年将所种树秧，即在圃内移栽一次”，待树苗长成后，供民众栽植之用。民众在选用树苗时，“必择本地所有之树种”，“其有种实者，则按时采集而播种之；其无种实者，则斩伐枝条插植之”，不得轻易尝试其他树种，以免难以成活，徒劳无功。

其二，“植树方法”。除适宜耕种者而外，各级地方政府应将境内荒地“一律编作林地，分定年限，逐渐播植”。每年冬、春两季，地方官督促民众赴苗圃领取树苗，“其领取树秧时，须由各村镇之村长社首，按本地之林地大小及家户之多寡，分别颁给”，由各村长、社首督促民众及时栽植，“不得稍涉推诿，致误时期”。此外，地方官还应张贴植树告示，广而告之，“谕令人民按时栽植”，待植树完成后，“须勘验一次，以杜虚冒”。(www.xing528.com)

其三，“植树奖励与罚则”。奖励方面，民众在应栽额度以外，“复能自行植树至千株以上者”，由地方官酌情予以奖励，呈报劝业道查核。超额1万株以上者，由地方官查验属实后，“呈请本道酌给奖励”，“其种树万株以上，而卓著成效者”，由劝业道呈请督抚予以重奖，“以昭激劝”。处罚方面，民众领取树苗后不事栽植，致使苗木枯槁者，处以秧苗价值2倍之罚款。如有损坏新栽树苗者，地方官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一定罚款，“仍令将损害之树种重行培植”。^[5]

以上两个章程，是近代东北地区最早颁布的植树造林法律规章，体现了奉天省借助于植树造林振兴地方林业的意志和决心。

官方对植树造林的倡导，还表现为种树公所、森林公所等植树机构的建置，这些机构成立后，对地方林业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如1908年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奉天省城南门外设立种树公所，聘请德国技师为技术顾问，广泛采购中外树秧，“仿新法试种”，以“究其物土之宜”。先将青岛等地购来的19万余株树苗分别栽植，编为第一官有林；继将城南正红、镶红两旗界内的2段官荒共计101亩，编作第二官有林；又将正红旗界内约2673亩之官荒1段编为第三官有林，“以后次第分布，各属挨列号数，仍编作本省官林，为模范林之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