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团体内部结构与组织方式

（一）伐木团体的内部结构

东北各地伐木团体，内部结构稍有不同，团体内部分工明确，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因职务之不同，名称互异”。以鸭绿江沿岸一带为例，其伐木团体内部组织如下页图所示。

图5-1中，把头是团体的首领，其中家把头常驻城市之中，负责调度资金、劳工、牲畜，筹集器具、材料、衣服、粮食等，以及支配所有木材，“自为资本主或包工人”，他是“掌管每一劳工团体之全权者”，也是“每一团体对外之代表人”。山把头则常驻伐木山场，监督指挥一切工作，是家把头的雇员或股子。

图5-1　鸭绿江沿岸一带伐木团体组织示意图^[1]

从事伐木工作的普通工人称为木把，因利益分配方式的不同，分为“吃股子”和“吃劳金”两种。所谓“股子”，“与资本主共同经营，以身作股子，视职务之轻重，作股子之大小”。股子在工作期间，伙食和日常用品由资本主（即家把头）提供，不领薪水，待木材运至安东出售后，按“股”分摊利益，因其“与资本主利害相共，故能黾勉作业”。

吃劳金者，分为以下几种：全程参与伐木、运材、编篺、放篺等，工作完毕后领取工薪者为“大劳金”。放篺期间临时雇用者，谓之“小劳金”。按月支付工资者，谓之“月工”。“由木把中特别雇用”，熟知鸭绿江江道情况，负责指挥放篺者，谓之“卯子”。以上吃劳金者，“各按能力，从事某种工作”。

扒犁（亦作“爬犁”）专司陆地运材，有牛扒犁、马扒犁之分。其中按料（木材之体积单位）支薪者称作“包扒犁”，按日支薪者称作“工夫扒犁”。

其余大司夫（亦作“大师傅”）负责炊事；管账的“掌会计、书札、雇用或股子”；料件子分为砍锛子、拉锯二种，前者职司造材，后者专司割板；橙工则专管木材起卸、堆积。^[2]

“北满”一带伐木团体内部结构与鸭绿江地区大同小异，具体如图5-2所示：

图5-2　“北满”地区伐木团体内部构成示意图^[3](www.xing528.com)

其中大把头、二把头分别相当于鸭绿江一带的家把头、山把头。由图5-2可知，“北满”一带吃股子、吃劳金者身份较为固定，“普通大把头之下，有二把头一人锯口的股子十人，修道的股子五六人，制爬犂的一人，大师夫一人，管账的一人，均系吃股”，此外四五十名拉套子的民夫均为临时雇用，是吃劳金者。

近代以后，伐木劳作趋于繁杂，生产工具有所更新，伐木团体的组织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动。清末，松花江上游一带伐木团体由“把头者一人；先生者一人；大司务一人；大头的二三十人，或百人内外；老板子及打招的无定数”构成。其中“先生”类同于管账的，负责文书、会计等事；“大司务”专司炊事；“大头的”即木把，先负责搭建窝棚、修整道路，然后从事伐木，“其数之多少，视资本为衡”；“老板子”“司载木牛车，来往江干”；“打招的”“司编筏而乘之于水”。^[4]民国以后，其内部构成有所变更，“较大之劳动组合，常有把头二人”，分为“大把头”“山把头”，把头以下名号、职司亦有变化，“其仅有大锯一座者，计为锯头一人，帮锯一人，转运头目一人，普通转运工人若干人，与司账厨役马夫水手及苦力若干人，总数约在二十左右，若与日工工人一并计之，则共约三十人之谱，因每一组合之工人数目，各有不同，而组合中乃有二锯、三锯甚至四锯之别”。^[5]

虽然各地伐木团体内部构成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看差异不大。这些伐木团体将组织松散、势单力薄的木把聚合在一起，发挥出团体的力量。

（二）伐木团体的外部联结

据统计，位于中东铁路牙布洛尼站附近的加瓦耳斯基氏林区，1924年伐木规模达到巅峰，此时用工人数也最多，达到7350人，其中华工7000人，余均为俄人。^[6]鸭绿江采木公司所属伐木工人曾一度多达3万余人。^[7]另据估计，“三省之恃采伐运输木材以为生者，不下数十万人”。^[8]随着伐木人数的迅速扩增，团体之间有了组建行会的需求，木业同业公会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木业团体，多由各地林商根据实际需要，呈请当局批准设立。以下略举几例：

1911年，兴京县成立奉天省工务总会木商分会，“其组织设总董、协董各一人”。1923年春，省城工务会撤销，作为其“支裔”的木商分会随之取消。该县同业有鉴于此，重新集会，商议成立“木商会”，次年春自行解散，“木会于以息矣”。^[9]

1917年12月，为“讲求业内损益工，同作事同恤务，要一德一心，始终维持本业”起见，吉林省城林商张详、张振邦、徐秀亭、李子梁等联合同业商人145家，联名呈请在吉林总商会内附设采木同业公会。省长郭宗熙收到呈请后，以农商部有令“各业组织公会，每多误会，应候另订施行细则，设法限制，以防流弊”，将申请驳回。^[10]1918年7月，该县林商徐俊等人又以“入山伐木者，名为木把，品类不齐，资本参差，终岁辛勤，仅堪糊口，偶以雀角微嫌，酿成烧山大患，甚至私砍木排绳索，顺流漂没淹毙生命，时有所闻；或途遇盗贼，纷纷鼠串[窜]，且有越界偷伐，但知私利，罔顾公益，势如散砂”为由，筹设吉林县采木同业公会。经吉林总商会和吉林省政府审核批准后，投票选出会董、总董、副董等，于1919年1月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发展营业，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11]

1927年，中东铁路石头河子站木业代表焦函亭提出：“本站商民，与林业交易者，实居多数，商业发达，地面兴盛，亦赖林业所致。然有利者必有害，往往有单人独身，来在本站，包作山活，既无相当实业，且无正式保证，始则宛若资本家，继则设法以欺骗，商家与工人，均被其百计牢笼，至后款项到手，即行潜逃，商家被骗，工人被害。想工人数月工作，不知血汗费尽几许，一旦被骗，善后无策，迫不得已，不流入匪途者几希，若不设法防御，将来何堪设想。”为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并为顾全全体名誉起见”，与该站木业同行筹备设立木业联合会。该会宗旨“不外乎交涉林业事务，取乎一致；对于新包山活者，如无实业及妥实保证者，则取缔之，以免工商被骗”。^[12]

由上观之，东北地区自清末始有林业团体之设，其成立宗旨无外乎协调内部纠纷、维护行业利益、规范伐木秩序。然而，它们常为少数强有力者所把持，并不代表大部分普通成员的利益和心声，很难为后者真心接受，因此徒具形式，实际作用不大。如通化一带木会内部“并不平等”，“以资本多少评级，资本大的倒要多得互助金”，因此，“木会会员也纷纷退会，木会成了有名无实的会”。^[13]再如哈尔滨一带的森林公会、木业公会“均有名无实”，“中国人不知团体利益，固不足怪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