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合办的森林公司开业

（一）“合办”公司的历史渊源

自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人在华投资设厂后，外国资本开始涌入中国境内。在各类不平等条约掩护下，这些纯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具有很强的奴役性、侵略性，其宗旨在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加强对腹地资源的掠夺。近代日人通过投资创办义盛公司、鸭绿江采木公司，尝到了合资开办森林公司的甜头，于是决定追加投资，“根据公司法也好，根据契约的也好，或者是根据条约的也好，其中多数是属于借贷资本的输出”，^[71]在森林更为茂盛的吉、黑二省增开合办企业，以进一步掠夺东北森林资源。

日人联合中国政府或商人共同采伐，亦有获取“合法”身份之现实需求在内。遵照《东三省国有林发放规则》，承领三省国有林者，必须是中华民国国民，或“依中华民国法律成立之法人”，以此维护国有林权、避免利权外溢。这给野心勃勃的日本林业资本家们造成了不小“困扰”，只得由华人出面承领森林、担任公司法人，他们则在幕后出资策划、操纵一切。“中外合资”为这些企业披上了合法外衣，成为日本林商间接掠取东北林利的不二法门。

吉、黑林矿借款为日资进入东北提供了新的契机。日人发起该借款的根本目的是“掠夺吉林省延吉地区的森林资源和黑龙江省的金矿”^[72]，借款成立后，日方成为债权人，有了对中方颐指气使的资本，不断要求地方政府与之签署合办协议。正如吉林省政府公文所言：“近年以来，欧战告终，时局剧变，远东势力递相转移，嗣因森林借款问题发生，日本官商遂得乘机崛起，藉欲取而代之”^[73]。

（二）“合办”公司的密集开设

吉林省是日本林业资本流入的重点地区。1916—1918年，日本各大财阀大举进军该省，掀起一股合资办厂的高潮。据《满蒙全书》记载：“大正七年（1918年——引者）以来，财政连续好转，以富宁、华森、丰材三大日中合办会社为核心，三井、三菱两出张所，南昌洋行及其他个人经营的多达二十余个，以形成支配今日吉林木材界的势力。”^[74]该省南部松花江、牡丹江上游一带林场，大部为日资所控制，“以大仓系统及王子制纸公司系统所投下者为最多”，其主要者有丰材股份有限公司、兴林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华森制材公司、富宁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黄川采木公司、合资会社富林公司等，开采面积共约150万町步。^[75]这些公司在申请立案时，“虽有声明，非中日合办者”，但深究起来，“无一不有日商之股，且无一而不日商之股居大多数”。^[76]因日人在该省投资采木，设厂众多，原有林场渐至不敷采用，甚至“拟向毗连奉界林区扩充”^[77]。

日方还通过借债注资的方式，在该省成立森林公司。自1922年起，满铁开始利用桦甸地方豪族韩家的资金困境大做文章，先后贷给其91万余日元，将包括韩家全部12个林场在内的财产作为担保，随后将这些林区“作为兴吉公司而独立”，“计划在该公司桦树林子一带的林场，探伐枕木，作为贷金的偿还”。^[78]满铁方面对此高度重视，认为“韩家的资源‘开发’是日本发展满蒙的试金石”，“对韩家资源的森林、耕地和矿区有必要采取全面而积极地加以利用的方法”，^[79]此为日本对桦甸森林的一次大规模掠夺。总之，在时人看来，当时吉省采木业“几全为日人势力”^[80]。

一些具有日资背景、实际由日本控制经营的铁路如吉会铁路等，其两侧林区亦成为日本林商的重点侵渔对象，他们既可获得铁路运输之便利，又可享受各种运价优惠政策。1918年6月，日本通过与北京政府签订借款合同，获得了吉会铁路的修筑权。因该铁路“将会大大拉近日本和吉林的距离”^[81]，开发沿线森林变得有利可图，日本林业资本不待铁路完全通车便蜂拥而至。其投资情形如表4-4所示：

表4-4　吉会铁路沿线日本森林投资统计表（1930年统计）^[82]投资额单位：日元千元

以上投资共计21笔，金额总计18636000日元，单笔投资较大者为三井物产、东拓会社。这些日人资本几乎完全垄断了沿线森林。

吉敦铁路作为吉会铁路一段，沿线情况同样如此，如表4-5所示：(www.xing528.com)

表4-5　吉敦铁路沿线林场承领统计表（1928年统计）^[83]

不难看出，沿线木材商人以日本人居多，其中“亦有以中国人出名者”，处于垄断地位，华商则显得微不足道，“不免相形见绌”。时人评价“吉敦沿线木业，全为日人所操纵”^[84]，并不为过。

（三）中日“合办”公司的本质

那么，这些中日合办公司内部实际运转究竟是怎样的，中方管理层又处于什么地位，对公司经营管理有多少话语权？此处以吉林省桦甸县的丰材公司为例，略窥“中日合办”森林公司的本质。

1921年，吉林省派出的森林调查员报告：“桦甸为产林之区，近年以来，半为外人所垄断，如丰材公司系日人组织，在松江流域上颇占势力。”引起吉林省长的关注，责令所属展开调查。丰材公司获悉后，特向吉林森林局提交申诉书：

查公司于民国七年九月间，由中日商人出资合组制材股份有限公司，于是年九月十一日遵照民国公司条例之规定，呈请长春县公署，转呈吉林省长公署，咨农商部注册，当于民国七年十二月三日，奉实业厅第三六九号训令颁发注册执照在案。调查员所称丰材公司系日人组织，是与公司性质有所误会。公司既系民国法人，法律所赋之权利，似应同等享受，惟公司为慎重主权起见，并未承领林场，开业迄今三载有余，而所营事业，限于批买木材、贷款收木两种，凡此事业，与森林采伐权不生直接关系……此种办法，吉林一般木商频年为之，未闻其有干禁令者，故公司亦仿而行之，谅不为过。调查员所称在松花江流域上颇占势力，想系传闻失实之故。^[85]

由以上陈述可以看出，日人打着中国林商的旗号在农商部注册，获得法人地位后，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承领桦甸一带森林，但一直牵头从事“贷款收木”“批买木材”等事业。具体通过发放贷款的方式组织中国木把砍伐森林，并大量收购所砍之木，从中获取巨利，是桦甸一带森林产业的组织者和控制者，中方职员、木把仅仅充当公司“普通员工”“临时劳力”而已。该公司在申诉书中百般狡辩，却掩盖不了其垄断当地林业的事实。

再以1917年签订的《中日合办华森制材公司合同》为例，该合同规定：公司资本共200万日元，中日双方各出半数。设中、日督理各1人，中、日经理各1人，中国督理、经理均由吉林省长委派，“其余公司重要职员，双方各享同等之权利”。公司每年所得纯利润，除“提取百分之二分五”作为农商部造林经费外，其余中日双方均分。公司对于各项木材捐税，“悉照本省向章完纳”。就以上内容看，中、日双方的权利、地位似乎是完全均等的，但合同第3条却规定“代表人（吉林官办濛江林业局——引者）之采伐制售等事业，均委妥本公司代为办理，代表人仍负监督之责，但不干与[预]营业事务”，^[86]事实上将中国官方排除在公司管理层之外，由日方独揽经营管理大权。

总之，所谓中日合办森林公司，其实际权力牢牢攥在日方手中。时人认为日人“利用中日合办之美名，以实行其喧宾夺主之阴谋；故虽名为合办，实无异日本包办”^[87]。对于这一点，一些日人著作亦予承认，如园部一郎认为，就松花江、牡丹江流域中日合资林场而言，“依中国法律，由日本人及中国人合办或中国人名义而设公司着手经营者，因其资金出之日本，经营实权为日本人所握者居多”^[88]。除了创办中日合办公司外，日本还抓住时局变动的有利时机，伺机接手中东铁路沿线的俄人林区，并伙同中国不法木把疯狂盗砍国有森林。如此“多管齐下”，意欲将东北森林悉数纳入自己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