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采木公司的成立与运行

日本在鸭绿江流域拓展森林利权的同时，不断与清政府交涉，谋求与之订立条约，急于将所获侵略利益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的签订及鸭绿江采木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鸭绿江沿岸森林彻底落入日人掌握之中。

（一）《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的订立

鸭绿江采木公司缘起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即《中日满洲善后协约》）附约第10款：“中国政府允设一中、日合同材木公司，以采伐鸭绿江右岸之森林。其地区年限，与公司如何设立，及一切共营章程，另订详目规定，总期两国股东，均分权利。”^[21]次年，日本驻京使臣林权助将其所拟《鸭绿江木植公司章程要目》提交外务部，请求约定时间，双方会商。外务部认为“木植一项，关系商民生计，应由奉天将军北洋大臣详查核议”，要求其转赴天津，与北洋大臣磋商一切。

1907年，日本公使携带11条草案，与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会商，双方意见出现分歧：其一，日方坚持将包括浑江流域在内的整个鸭绿江右岸森林划为采伐区域，中方认为应“限定一部分”，将浑江流域森林排除在外。其二，日方意欲取得永久经营权，中方主张将采伐期限定为17年。其三，日方认为森林公司所获纯利，应双方均分，而中方倾向于“先以二成纳税政府”，然后再行均分。其四，关于公司职员，日方希望中日两国各选一人充当总办，中方则提出“职员全部或一部，均归中国委任”。^[22]日本公使所提各条，遭袁世凯“逐条辩驳”，因“日本使臣以鸭江右岸牵引浑江，始终固执毫不松动”，故“悬岩[宕]经年，屡议屡阻”，^[23]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翌年，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偕奉天巡抚唐绍仪，与日本公使“磋商再四”^[24]，最终议定《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13条。其要点如下：

（1）中日合办木植公司定名鸭绿江采木公司，资本定为300万圆，由中日两国各出半数，总局设在安东，如公司认为有必要，在呈报督办获准后，可于各处设立分局；

（2）公司创办伊始，先由两国派员设局开办，待1年后公司事务整顿妥当，再由两国招商承办，其专采区域“划定鸭绿江右岸自帽儿山起，至二十四道沟止，距鸭绿江面干流六十华里为界”，由中日双方共同勘测，立标为界；

（3）公司营业期限为25年，期满后，“如中国政府视公司经营事业尚为妥协”，公司可呈请中国政府酌情延长营业年限；

（4）公司对华人木把生计应予维护，“除第一条声明划定界内准公司采伐外，其余界外暨浑江之森林，仍归中国旧业木把采伐”，木把所需款项，应向公司借贷，其所采木料，“除江浙铁路公司所需枕木，及沿江人民自用木料直向木把采买外”，其余全归公司收买，“公司应按市价发卖，不得任意垄断”；

（5）公司应设督办1员，由奉天督抚委派东边道台兼理，监督公司经营事务，另设理事长2员，中、日两国各派1员，“经理公司一切业务”，其余理事、技师等员“由理事长会同选派”；

（6）公司营业所得，“除一切费用外，以纯益百分之五报效中国国家”，所余净利由中日两国股东均摊，至于应纳税项，“俟在奉天商议详细章程时，两国委员查明向章数目，商准地方官酌为减少”；

（7）公司限于章程议定后3个月内开办，开办后，日本政府将此前所设木材厂等机构一概撤去。^[25]

该章程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地区的森林采伐、经营特权。从条文上看，中方官员的反复交涉似乎起到了一定效果，林权损失降低了不少。如采伐区域并不包括浑江流域，公司在该流域只有收买之权，华人生计亦以贷款采伐的方式得以保全。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日方恃强蛮横，不顾劝阻，不断扩大专采范围，非法掠取森林权益，这些保护性规定并没有得到切实遵行，实为一纸空文。

除该章程外，两国还签署了若干相关文件，如根据《章程》第11条的规定，1908年4月日本使臣冈部三郎与奉天度支司使张锡銮签订《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办事章程》21条，又于同年8月制定上述办事章程之备考书《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办事章程副章》7条，兹不赘述。

（二）鸭绿江采木公司的成立与运行(www.xing528.com)

1908年9月，采木公司正式开办、营业，日方遵照合同要求，将木材厂撤废，并将营林厂改组为新义州营林署。开办8个月后，中方以“界外之木把，谣喙纷纷，群忧失业，且迁延不办，将来如有侵越，亦复无从辨证”，特通告奉天日本总领事派出委员，与沙河税捐局总办李凤年一道前往划定专采区域界限，并“绘图立标”，“以便彼此遵守”。^[26]

公司遵章设置督办、理事长等职，民国以后，“理事长由本省（奉天省——引者）长官委派”^[27]。日常营业事务为“自营采伐、贷金采伐、收买木材、贩卖木材、贮存木材、保管木材、整理漂木等”。组织架构如图所示：

图4-1　鸭绿江采木公司组织架构示意图^[28]

该公司于总局内分设4课。其中调查课负责采伐事业的规划、执行，营业课专司木材贩卖，会计课分管“财政、出纳、经济、统筹”等财务工作，秘书课则管理公司内部机密文件。^[29]1915年进行改组，将调查、营业两课并为总务课，会计课改为度支课，秘书课改为秘书系。

该公司在鸭绿江流域设置3个分局，在浑江流域设立2个分局、1个分所，另在安东地区成立2个分所、1个贮木所。这些分局的地理方位、管辖区域及主管事务，详见表4-1：

表4-1　鸭绿江采木公司分支机构一览表^[30]

（续表）

根据上表，各分局主要负责管理采伐、放篺，并按章程规定，收购中国木把之木材。此后，各分局有所变动，因业务减少，十三道沟分局归并于长白、帽儿山两分局之内；通化分局撤销；八道江分局“因匪乱移于通化”，名曰“驻通八道江分局”，其分所设于距安东30里之马市台。^[31]

公司在安东六道沟设有贮木所，主要掌管木材检收、支付、贮存、保管事宜。1912年开始建筑篺坞，坞中可容纳木材300万立方尺，“虽洪水泛滥，亦无流失之虞”，各类水陆设备渐趋齐整。该所不但保管公司自有木材，而且对外承接贮木业务，征收一定数额的保管费，“更应寄主请求，将所有交付保管之木材，估价发给保管证券，可流通于市面”。^[32]

漂木管理局系该公司附设机构之一，设于安东六道沟，负责捡拾、整理及返还鸭绿江右岸漂流木，“其经费定为公司特别会计”。该局于长白十三道沟、帽儿山及通化之各分局内附设支局，“浑江口、马市台、沙河镇各分所内亦同时附设焉”。^[33]自该局设立后，“酌定返还费用，交漂木于原主，鸭江漂木之整理，至是始见绪端”^[34]。

由上可知，鸭绿江采木公司内部机构复杂，功能全面，是一所半官方半企业性质的，兼具经营、管理职能的特殊机构。其权限极大，“该公司森林产业，所开采者，固独得贩卖之权，即非该公司产业，而其所开采之森林，贩卖权亦归该公司所有”^[35]。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不再遵守专采区域60华里界限的约束，“其采伐地点，亦不止远在二百里以外”^[36]，“并侵入浑江流域”^[37]。1924年，公司将辑安、临江两县林木采伐殆尽后，又将长白、安图、抚松三县森林纳入专采范畴。^[38]

该公司名义上归东边道管辖，但实际经营、管理大权稳操日人手中。公司日籍职员自理事长以下，“皆以出身大学之林学专家充之”，而中方除了新聘一名专家外，余皆门外汉，故技术层面日方占据主导地位。^[39]此外，日方还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时人指出：“南满地方鸭绿江右岸及浑江一带之林业，与黑龙江省及吉林省林业经营不同之点，即南满林业完全在鸭绿江采木公司监督下，而经营之也。按照条约规定，对于采木公司，中日两方利权均等，但日本方面在鸭绿江林区中具有出路，安东有日本租借地，并有安奉铁路，故日本对于鸭绿江林业之势力，其实远在中国之上也。”^[40]

中国政府也曾计划将采木公司改为商办，但因日人在此经营有年，根基已固，哪里肯轻易放弃，最终都不了了之。如1915年农商部鉴于新颁《森林法》第4条规定“国有林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应归农商部直接管理，一关系江河水源者，二面积跨越两省以上者，三关系国际交涉者”，而鸭绿江右岸森林“既属水源，又关交涉，不得不首先整理”，敦促采木公司尽快兑现“开办之始，由两国派员设局开办，一年后一切事务整顿妥协，即由两国招商承办”之承诺，迅即改为商办，“庶得适用公司条例，不致漫无约束”。^[41]然而，公司对此置若罔闻，农商部亦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