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叶，清王朝日益走向没落，日、俄等国乘势加紧对帝国东北边疆的侵略，均对东北丰富的森林资源垂涎三尺。俄国自沙皇以下，早已盯上这一富产，时任沙俄陆军大臣的克鲁泡特金说过：“满洲者，吾终不能不视为早晚当有一部分入为俄国版图者。”他曾奉沙皇之命，负责掠夺鸭绿江地区森林，回国复命时提交报告称：“臣所不能不剖陈于陛下者，则皇室之经营鸭绿江木业，殆臣民所共喻，抑亦世界所共晓，再难假称普通商业，以掩人耳目，此事迟早终成为政治的重要事件。”[2]极力主张扩大对鸭绿江森林的侵略。
日本本土面积狭小，人口稠密，资源有限，原料缺乏，“即维持生命之农产，亦患不足，不得不向外拓殖，以维生存”[3]，对东北森林亦念念不忘，欲先夺之而后快。该国工业发达，建筑繁兴，木材需求量逐年增加，但国内木材年产额仅占其需求量的56%，不足部分只得仰仗外材输入，“而输入额中除由朝鲜、台湾、北海道、桦太岛及美国供给少数外，其大部分都是由我东北劫夺去的”[4]。日人森俊六有言：“满蒙为日本之特殊区域，成国际中心。故中日两国之国民，为全体人类的共同幸福计，务必竭力开发满蒙。而此事之成败，内则解决日本食粮问题，同时又解决原料问题；外则可试验大和民族对于人类协同生活能有如何贡献。”[5]其所言“原料问题”，自然包括东北森林在内。
甲午战争后，俄国通过与中国缔结条约，取得中东、南满铁路敷设权以及旅顺、大连两个港口的租借权，将侵略魔爪伸入辽东半岛，其在东北的势力迅速膨胀。而后以武力为后盾，借口筹集中东铁路所需枕木，“招募土人为兵，屯驻通化鸭江一带，采办木植”，[6]于1902年成立中俄合办木植公司，“其表面虽属会社之组织，而内容以陆军少将充总理，以十二名之军人充事务官，派巡兵六十人，于要所使用中国人百四十人为事务员，规模宏大，隐然一政府气象”[7]。同时在朝鲜境内之龙岩浦设立锯木厂，准备长期经营采伐长白山一带森林。次年又与清政府签订《森林条约》，其第1条规定“中俄森林伐植公司，得有鸭绿江中国境界，并浑江沿岸采伐森林，及培植树木一切权利”，第10条规定“公司营业限内，不能以同等利权，给与他国”。[8]此为近代外人侵略鸭绿江森林之始。
俄人的种种行为，令同样对这片森林抱有野心的日人如坐针毡。为谋与之抗衡，日本拉拢部分中国奸商共同出资，在朝鲜京城设立义盛公司。俄人对此难以容忍，立即予以反制，“为巩固势力范围起见，复订立俄韩鸭绿江森林条约”，“义盛公司，受条约之制限，因而停办”。[9]两国势力在鸭绿江流域的明争暗斗，很快殃及大东沟的木材集散地，木材交易迅速凋零，“从翌年开始只有少数中国人经营伐木事业，竟然到了连朝鲜人也很少从事该事业的地步”。有人认为，两国关于鸭绿江森林权利的纠葛，是致使日俄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10]
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沙俄在东北南部的侵略特权转归日本所有，于是“东北森林事业半入日人之手”[11]。“日人之在该处者，垂涎林矿，极力经营，开设公司，采办矿产、木植，占我地利，窃我主权”[12]，并打击鸭绿江沿岸中国木把、林商的势力，加紧对该区森林的控制。日军强行占领安东后，将鸭绿江流域之漂流木作为战利品据为己有，“置战地临时建筑部综理其事”，同时下令“无日军政署之许可证，输出木材者，认为有碍军事行动，照军法办理”。[13]1905年，日人又设立军用木材厂，“复将一切事务，划归该厂管理”[14]，实行自营采伐，“并强制买收及没收江中漂流字号不一之木材”，鸭绿江上游中国木筏有见及此，皆不敢贸然下放。日本当局竟悍然派兵到上游武装押运，在辑安县羊鱼头与中国伐木劳工发生冲突，“我无辜同胞，被其所惨杀者，不知凡几，结果仅以五千元倍[赔]偿了事”。[15]
翌年，日本官兵300名不顾中方劝阻，擅自砍伐鸭绿江沿岸林木，“所伐林木，长逾三丈者，每支仅给日洋二元，物主与争，即被拘至日营管押”，[16]致使民怨沸腾，几乎酿出民变。1907年，日、朝双方签订协议后，又设立营林厂，“凡鸭绿江上游朝鲜方面森林及图们江森林之经营权，均归该营林厂管辖处分”[17]。(www.xing528.com)
奉天大东沟一带历来为木材贸易之枢纽。日俄战争后，该地木材交易亦归日人一手操持，“所有该处商人，存储木料，尽打军用火印”，“其有樵采暨前赴该处贩木者，必领有日人执据，先行纳税，迨木料出口时，又十抽其一，商民困累不堪”。中国林商生计断绝，走投无路，被迫集结数千人，“势将与日人为难”，经人极力劝阻后，方才决定呈请北洋大臣和东三省总督，向日本领事提起交涉。[18]
日本不但着力侵蚀东北林权，而且百般阻挠清政府组织的林业开发活动。如光绪末季，巡抚周树模曾命幕僚黄兴元筹划开采吉林境内森林，所采木材经鸭绿江运至关内出卖，“木商以质坚度长，干粗圆直，优于他处之杉、舶来之松”，很快将其抢购一空。“讵于二批装渡鸭绿江时，已先为日本侦悉，军舰阻不许运，且强将木排夺去……不仅我方难以水运，并继采之权，亦已早被攫夺”。[19]
清政府也采取措施，防范日人势力向邻近地域延展。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督办延吉边务的陈昭常鉴于和龙峪以西之杉松背地区森林繁盛，为抵制日人侵夺利权起见，以“保护官有森林”为名，将该林区封禁，凡入山采伐者，若无边务公署颁发之砍票，一概不得入内。日人大为不满，“妄以地方未定为词，至边务公署交涉数次”，经陈昭常等人再三驳斥，未能如愿。是年底，日人唆使朝鲜民众偷砍该区木料300块，被罚充公，“自是日人于该山森林，始不妄行采伐焉”。[20]
实际上，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势力掌控鸭绿江森林，都免不了从清政府那里索取各种特权，而直接遭殃的是沿江一带的中国木把、林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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