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林业税种繁多、税价奇昂，饱受时人诟病，严重阻滞了东北林业的正常发展。
（一）税种繁杂
民国东北税费种类之多，税率歧异之大，较之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盖各省率皆各自为政，税率纷歧，既无一致之规章，复无一定之限制，而一省之中，各区税率亦有差别，额数完全视征收者为何种机关而定”，“至于林木税，则更不一律”。[126]据奉天省财政厅报告，该省木税名目繁多、规则不一，“核其名称，约分三种，如东边木税、河口木税、木植新捐等，是名称已属分歧，而纳税办法，或按价征收，或按料征收，尤各为风气”。其中东边木税“按料之中又分四项”，“一料之内有山价、客税、船捐之别，一木之税分正耗、抽丰、余资之名，是歧中又歧，其按价、按料者，亦多系先年估订货币名目，[与]社会需要多不适合”。虽然历年以来“木商请求之案，税局请示办法之文，累牍连篇”，然而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众多不法林商和贪官污吏“乃得因缘为奸，上下其手”。[127]
为扭转这一情形，一些政府机关尝试简化税费种类、谋求划一办理。为整顿全省木税，1917年8月，奉天省财政厅拟定《奉天省整顿木税章程》，经奉天省长公署以3821号命令公布，该章程要点如下：
（1）全省木税一律按时价征收，“值百抽八外收附税一成”；
（2）各县旧有木税估价方法，“乃按件按付征收或量尺各办法均行废止”；
（3）各地征收木税所有抽丰余资及山价客税、船捐、木用等税项名目一律取消，所有木牌票、木料客税票、山价票、木植捐票概予废除，另定一种木税票；
（4）凡采贩木料，应于起运时，就近赴局、卡照章报税，到指运地点如不再转卖，则免于重征；如需转卖，“仍须在当地局、卡按时价纳税”。[128]
其他省份也有过统一税费的努力。如1914年10月，黑龙江巡按使鉴于“江省木植捐税，名目既繁，税率亦重”，请与农商部“会商划一办法”，最终议定由税务部门按10%征收木植税，由林务局按8%征收山份及木植票费，“至砍木大照费，核与东三省现行森林发放规则所定砍木照费，似属重复，应予免除以示体恤”，“其余原有之入山腰牌费一项，仍应照旧征收”。[129]然而，这些方案和决议，因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具体实施起来阻力重重，大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因此，东北林业税费征收的混乱状态长期延续，从未得到根本改观。有学者指出：清末，东北“以内忧外患迭作，政治渐行腐化，于是滥发林场权，一任封疆大吏之暴敛横征”，“关于木材课税，亦混乱不一，除征收消[销]场税或收益税等木税外，并征收出产税”。民国以后，“亦以国家用款浩繁，其征收有木税与山货税两种，税率及征收方法，随省而异”。[130]
（二）税率奇高
不唯税种繁杂、税制各异，税率亦极为高昂。民国时期，黑龙江省通河县署在岔林河埠头征收“河岸用费”，规定“每木百根，抽税值四根之价，其数适当木价之四成”，“此款全充地方警察之用”。木材如欲运往县城以外，再“征收一成，为县署收入”。此外还应交纳各类国税如表3-7：(www.xing528.com)
表3-7 黑龙江省通河县木材国税税率一览表（1929年统计）[131]
统计以上各种税金，“适与木价之四成二分相当”，这还不算入山砍伐时交纳的许可证费。
嫩江一带林商也要交纳颇为沉重的各类税费。伐木之前，须先向县署或森林局领取“短期伐木票”，每张票费大洋7角。木材砍毕，经水路运至卜奎销售，再须完纳两次“河底捐”：第一次每篺交纳大洋2元，第二次则按“每百吊纳三吊六，松木每根合三十六吊，杨木每根合二十二吊”之比例交纳。运抵卜奎时，还得上缴2%的水上警察捐，以及21.8%的山份、木税。[132]一路“雁过拔毛”过后，林商已很难有什么盈余。
东北中、南部税费负担亦极为沉重。据满铁统计，吉林当地主要木税分为7种，税率总计达到31.5%，极其高昂。[133]另一份报告认为，奉、吉一带林商征税比例竟高达70%—80%：
东省上江木商，历年运木至吉垣出售。省城木税局，按照木材卖价，每百元征收木税，暨国有山份二十五元二角；而在采伐地点，如省有林务管理机关（如奉省之林务局之类）又按卖价每百元收管理费十元。该管税捐局，又收国有山份暨出产税等，每百元又须十元之谱。间有在各公司领有林照者，复按卖价每百元收山份（或名山价）十元，如不在其林场以内者，亦往往含混收取。其他各警捐如学捐、斧头捐、牲口捐、保卫团捐、特别捐、篺底捐、拢篺落地捐及木厂地皮捐并牙税等项，统计卖价，每百元又须十四五元。综计各项税捐等费，每卖价百元，须去七十元左右，木商所得者，不过十分之三。加以采伐搬运资本，及胡匪勒捐之需用，并钱毛物贵，及本年木植落价之影响，资本稍巨各木商，均赔十分之八（如用款万元者即赔七八千元）。[134]
以上对税率的估计或有夸张之处，不过仍可印证税率过高这一事实，对地方林业而言不啻为一场深重的灾难。中东铁路地亩处长何孝先指出，中东铁路沿线木税种类“有七十道之多”，税率累计超过40%，成为沿线木业发展的一大桎梏，“不但华人不敢投资木业，即外人亦常感受加税损失”。[135]据时人观察，整个东北北部的税捐负担“实在太重了”，过重的负担增加了木材的产销成本，使得木材售价一路走高，严重影响其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出口的时候最甚”。“民国十三年增加林木税的结果，对于木材输出并未有影响，因为那时候日本适在大地震以后，一切建筑正要恢复，对于木材需用是很多的，所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从那时以后，木材输出就渐渐的减少了。”1924年该区木材输出总额为228000吨，由于税负过重，1926—1928年急剧跌落至111000至117000吨之间。[136]1929年10月，安东总商会致辽宁省政府的报告中也提到，历年运抵安东之木篺数量逐年减少，1926年尚到4000余张，1929年仅有1000余张，“不惟木业状况毫无起色，且愈益凋敝不堪”。[137]究其缘由，林商税负过重，“应纳各项捐税，总计不下百分之二十”，因而纷纷“赔累不支”。[138]
各地税官经常巧立名目，滥收税费，违法乱纪，为害一方，使得税负已然很高的林商们更感到难以为继。1922年6月，吉林森林局对属下驻延吉第三分局局长刘玉山滥用职权、违规收捐一案做出处分：
乃闻各该分局，时有违背定章，藉端勒索等情，或于僻远村镇搜查建房木料，诬为盗伐而来；或于陆路通衢设卡，堵截木车，私收查验之费，炭窑柴市强行抽分木把，巡差通同舞弊；甚至私发砍木白条，隐匿大宗罚款，种种不法行为，言之殊堪痛恨。除将查明延吉分局局长刘玉山舞弊有据，撤差严惩，并布告禁外，合亟令行该分局遵照，务将以上弊端，严行革除，倘有再被告发，或经查实，必即依法承办，决不姑容！[139]
事实上，主管部门反复强调林业税费的重要性，不断要求属下扩大税源、增加税入，各地税官几乎无不竭尽所能，广开财源，诸如随地设卡、私发白条、强行抽分、违规收捐等情形，在当时实为司空见惯之现象。以上“撤差严惩”等处分，难以从根本上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归根结底，近代东北税政之乱象，与政府部门对林业收入的一味贪求大有关系。为了便利捐税征收，一些林政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干脆直接从税务部门调任。如1919年9月，和龙税捐局长赵云浦奉命出任延（吉）和（龙）森林分局局长。[140]在时人眼中，各林业机关昧于眼前利益，贪图捐税收入，对于本职工作并不上心，与其说是管理机构，毋宁说是税务机关。陈植指出：“东三省之森林局，乃变相之发照收税机关耳，固与普通之所谓林业行政机关无与者也。”[141]曲乃谦也认为，东三省之森林局实为“收税之机关”[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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