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森林的管理和保护可谓弊端重重，具体表现在：
（一）林区匪患严重，治安问题凸显
广袤森林一直是各路匪徒的“根据地”和“安乐窝”，这些“绿林好汉”们以密林为藏身之地，把持林场，滥施淫威。如民国初年，吉林省石头河子、牙巴罗厘、苇沙河站一带林区屡遭胡匪蹂躏，“今日折毁工厂，明日焚烧柈场，华商每因而荡产，洋人恃势而索偿，频年警告，岁无宁日”。[87]1924年吉林省方正县报告，境内各家林业公司“叠遭匪患，营业前途，殊难发展”，“甚至勒捐绑票，种种恶行，彼公司实不堪其扰”，“军队有时追剿，此逐彼窜，兵去匪来”。[88]
中东铁路东线林场的治安情况亦相当恶劣。每逢盛夏，青纱帐起，丛林匪帮开始大肆活动，其人数成百上千不等，“盖啸聚其间之胡匪，尝系二三百人一帮，在细鳞河附近与沿海省接壤地带内之胡匪，并有啸聚至一千五六百甚或两千左右者”。他们对林商横加勒索，敲骨吸髓，“甚至将业经采得之木材，付之一炬，使林商蒙极大之损失”，其行径之横暴“业已登峰造极”。时人认为，如不能将东线胡匪完全肃清，则该处林场均将濒于歇业。[89]
“春风一起，野火时烧，每一发现，焚烧辄数十里百余里不等，火过之处，大树枯焦，小树煨烬，两遭回禄，即成濯濯之牛山，是材木不能继长增高之一大原因也。”1914年4月，在吉林敦化城东南骆驼磖[砬]子地方，有人遗失火种，引发熊熊大火，“从西面起，焚烧五日夜方息”，将一片方圆200余里之大森林化为灰烬。[90]仅仅两个月后，长白境内又燃起大火，“自上流二十三道沟至下流二十五道沟止，火势蔓延，广约四五十里，长至百余里”，大量栋梁之材灰飞烟灭，“其中以落叶松为最多”。此次起火原因，与朝鲜民众毁林开垦不无关系，“长白人民约有两万，其中十有七八来自朝鲜……其人皆以耕种为业，无他可耕，则放火烧山，以冀得其实……此次失火，闻系朝鲜人所放”。[91]1927年12月，吉林省安图县地方团体报告，境内野火燎原，毁林甚巨：“安图地旷民鲜，树林阴翳，每届春融冻解，及冬初未雪之际，逐日野火燎原，甚有蜿蜒十里、二十里不等，将葱茏之佳木，半多付炬，殊为可惜。”[92]中东铁路沿线林区同样火灾频发，“其间小树过多，丛莽满地，被风吹折之枝梢，尤复不少，皆足为着火之源”，加之当地居民和伐木工人为驱除蚊蝇，常常点火生烟，稍有不慎即引发大火，酿成巨灾。放大来看，整个“东西两部之巨大森林，因此种原因而毁灭者，为数不知凡几”，东北北部“各地由林火所焚毁之树木，其数量并不减于被人砍伐之数量”。[93]
有日本林业专家认为，火灾是造成东北森林损失的主要元凶之一。据其记载：“春天的时候，在图佳线或大兴安岭等地，常看到方园[圆]几十里、连续燃烧几天不息[熄]的大火”。火灾起因较为复杂，部分由自然因素引发，“如落雷、树枝摩擦、落叶发酵或闪电等”，但绝大多数由人类活动引起，“如烧野火不做善后处理，随便丢弃烟头、火柴、松树明子或机车喷出去的火星子，还有扫墓烧纸、放牧烧田等，都能引起火灾”。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的牧民们为使牧草生长齐整，习惯于放火烧荒，时常波及大兴安岭森林，“由于林内地上着火，把树干下部烧坏，小树当即被烧死，森林逐渐变成荒原”。[94]
（三）毁林垦殖现象极其普遍，林区不断遭到侵蚀(www.xing528.com)
清末流民涌入后，鸭绿江右岸地区多被开垦，森林逐渐消退，林相发生变化，欲找到原生林，“非深入各道沟内，迄分水岭不可”。[95]长期的垦殖毁林之后，右岸森林大致分为4期：第一期为针叶树纯林，位于分水岭附近；第二期为针叶树混生林，见之于各道沟内；第三期为阔叶树散生林，多在近沟口处；第四期则为沟口、江岸的荒山和垦地。
据民国初年陶昌善观察，垦殖活动对东北森林造成了极大危害。“樵夫采伐于先，农民遂就其地而开垦之，亦有不待樵夫采伐，而竟用火焚以开垦者，甚至烧毁全山，不留一木。”怀仁、通化、辑安、兴京、柳河、东平、海龙、濛江、余庆、木兰、长春、滨海、五常等地“无不皆然”。[96]10年之后，这一毁林恶习仍在延续。据林传甲所见，吉林各地樵夫“必先就森林面积极广处，及交通便利之地，择良材而伐之，材尽则更徙”，农民紧随其后，就地开垦，“亦有不待采樵，竟焚之而开垦者，甚至烧毁全山，一木不留”。长春、濛江、五常等地仍是重灾区，“毁害森林，莫此为甚”。[97]
除匪乱、火灾、垦殖而外，东北森林还饱受其他各类天灾人祸的折磨。王庆三在《整顿吉林林业意见书》一文中总结出吉林国有林所受各种损害。其一为虫害。吉林原生林极为茂密，“至间伐期而不能间伐，至利用期而不能利用”，甚至有200年以上的“老龄之木”，它们往往“中心烧枯”，这些枯死之树极易招致虫害，如介壳虫、象鼻虫、天牛虫等，“蔓延繁殖，波及壮林”。其二为采摘之害。如采香者剥取树皮为香料，“皮之不存，树将立槁，是被剥树皮者之损坏”。再如采松子者，为节约工本，不愿爬树摘取，竟将整树砍倒，结实之树均为壮龄大树，“每伐一株，而压折数株”，“年复一年，靡所底止”。其三为培养菌蕈之害。林区民众为栽植菌蕈（俗称菜营），任意砍伐森林，“每二三年砍一次，满山遍岭，到处皆有”。其四为胡乱砍伐之害。入山伐木者，但念一己私利，不顾国家利益，“择大且高者砍之，于树倒方向，不加审查，故砍一大树，恒压折数株至十数株，经数十年长成之林木，如此摧残，实令人不忍入目”。更有不计树木是否成材，肆意滥伐者，“一县然，各县皆然，一林场然，各林场亦然”。[98]
东北林业乱象迭出，林政管理机关难辞其咎。各地森林警察并非常态化建制，常因经费所限，或旋设旋废，或裁减职员，实际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据民国《辽阳县志》记载，该县“无森林警察为之保护”，“故一任山岭濯濯，平沙浩浩，无肯作十年树木之计，而小贩者复取可用之材料，毁作木柴，将来户口日增，需木之途益多，木之来源愈远，诚为可虑”。[99]1920年吉林森林局呈报，其所辖“部苗林区”（系国有林的一种）之所以屡遭民众盗伐，与未设森林警察大有关系，“局长虽迭令分局会县严禁，然地面辽阔，山菁深密，国家未设林警，保护实属难周”。[100]1929年依兰县政府报告，“欲经营管理，禁止滥伐，必设森林警察，方可以资保护”，该县产木之区“地处依、桦交界，向为胡匪出没之区”，却无森林警察之设，致使滥砍滥伐无法禁绝。[101]
林政管理的失范现象，不仅缘于政府经费不足、人手缺乏，也在于办事人员态度不端、敷衍塞责。杜绝私伐事关国有林收益，历来是地方政府认真督办的重点事务，即便如此，疏漏之处仍屡见不鲜。1923年1月，吉林省森林局报告，该省部分地区国有林私砍滥伐司空见惯，地方政府却置若罔闻，不加制止，“甚至经人民控告到局，令县查办，而各该县知事视为具文，延不查覆”。[102]
更糟糕的是，“保护者”往往将自身管护职责抛到九霄云外，与“加害者”沆瀣一气、蛇鼠一窝，助纣为虐，祸害一方。林骙指出，相对于胡匪武装，地方军队装备堪称精良，机关枪、山炮等均为胡匪所无，弹药之丰富亦非胡匪所能企及，“其不能破，实官匪通同一气之故”，“因之东三省胡匪乃日多一日，而林业因此遂多一人事上之障碍”。[103]
对于近代东北森林的管理和保护，王慕宁评价道：“若现行机关，奉天省以外，殆无保护管理机关之设备，即奉天省内者，亦不为完全，其现在之业务，仅不过征收木款耳。是以又欲于各县内按适当数目，设立森林办事处，使其任防止森林之火灾盗伐及办理木款征收事务。”[104]事实上，如不从根本上纠正管理理念上的偏差，即便成立“森林办事处”，恐怕也是徒耗公款、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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