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曾派出专员调查东北森林，由于条件所限，仅在部分林区中展开，其中余树桓等人对松花江上游森林的调查最引人注目。该调查挑选松花江上游“可以兴办林业之处”分别测算，凡人迹可到之处用步测，凡难以深入之地皆用目测，虽不能保证确实，“要皆去真未远”。至于材积计算法，将森林分为针阔混淆林、纯粹针叶林、纯粹阔叶林三种，混淆林下又细分为“一九混淆”“二八混淆”“三七混淆”“四六混淆”等，“就其疏密、大小适中之处，择勘标准地点，将该标准地内所有各种木植之高矮、直径及其材积推算清楚，再由标准材积推及于全林材积”。[10]结果表明，松花江上游森林总面积54335平方尺，蓄积量168.5亿立方尺。较之于同时代国人主持的其他调查，该调查方法更为得当，数据更加可靠，考虑到当时的条件，已经难能可贵了。
吉林巡抚也曾派员查勘吉林东部森林。调查范围包括“东由延吉全境至分水岭与俄界接线，西至长白山哈尔巴岭，南至图们江南韩界，北至老爷岭宁古塔森林区”。调查员将这片林区分为6个大区、18个小区，结论认为：“一小区足资砍伐三年，至六大区则蕴蓄深厚，尤无尽藏。”[11]可见其多为概略性描述和估计，精细程度远不及余树桓主持的调查。
此后，民国政府继续组织森林调查。如1912年农林部认为“筹办林政，应从中国最著名之林区入手”，曾派山林司长胡宗瀛，办事员唐荣禧、张传一、张正坊等“于林学林业俱有心得”诸员，与地方官员密切配合，对东北森林展开实地调查，[12]但历次调查成绩均很有限。(www.xing528.com)
相较之下，俄国人对东北森林的调查起步更早，规模更大，但同样存在不连贯、不深入等问题。19世纪后半叶，俄国学者开始深入东北林区调查植被，“东北树木的研究和其他方面相同，都是俄国学者奠定的基础”[13]。1855年俄人马克西玛维赤、修林克经黑龙江进入乌苏里江开始踏查活动，“一直到1860年他们仍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反复地进行调查”，后来打算进入松花江流域调查时，被清朝官员阻止，未能如愿。在此期间，他们拿出约10个月的时间专门研究东北植物。1895—1897年，俄国植物学家考马洛夫多次进入东北境内，“在交通不便，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调查和采集活动”，获取大量植物标本。而后经过大量分析、整理与研究，于1901—1907年先后出版《满洲植物志》1—3卷，“这是对东北植物研究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14]
进入20世纪后，俄人对东北森林的调查更系统，目的性也更强。为了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租借条约，乘机掠夺森林采伐权，攫取低价木材，1909—1912年，俄人控制的中东铁路连续7次勘察吉林、黑龙江二省森林。其中，1909年7月向大兴安岭后力格鲁河及毕拉流域的租借林地派出首支勘察队，8月又向大兴安岭派出第二支调查队，同时向东部一面坡车站以南林地派出第三支调查队，随后于1909年9月向岔林河流域林区派出第四支调查队，1910年秋向海林车站附近派出第五支调查队。此后，第六支调查队勘察了一面坡车站以南、以北距离铁道约46华里的林地，第七支调查队踏查了马桥河、细鳞河车站附近林地。[15]又如俄人在发现吉林挠力沟“为森林极盛处，南端环抱大树，势延蔓于沟之左右，枝叶辅疏，不见天日，每每行人往来，莫辨途径”后，垂涎不已，迫不及待地派出工程师勘察该处森林木质，认为“柞木居十之六，桦木十之三”，适宜作为枕木之用。[1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