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加之日、俄掠取东北林权的刺激，统治阶级也开始意识到振兴林业之重要，“虽于利用森林全无智识之清政府，于是亦渐知注意矣”[4]，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纷纷制订林业发展规划，为大规模开发森林预做准备。清末农工商部所奏《酌拟振兴林业办法折》中指出：“林业为利甚溥，而收效甚迟，若国家无整齐画[划]一之章程，官府无切实营办之责任，而全恃民人自为之能力，则森林[林业]之成立必永永无期。”奏请皇帝允准该部转咨驻外使臣悉心搜集各国森林章程，并由该部遴选“熟习农务之员”派往日本考察造林方法，同时请降旨各省将军、督抚将辖境内适宜造林之区及天然林区“限期详细查明，备具图说，咨报臣部”，再由该部“妥订森林专章，奏明请旨颁行，俾资遵守”。[5]
民国初年，为振兴地方实业，奉天省开通县将兴办林业定为当前“唯一之急务”，拟定《提倡林业办法》5条。[6]与陈琪所订方案类似的是，该办法亦将林业之利分为“直接”“间接”两个层面：
一为直接利益层面，兴办林业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以生长较快的柳树、杨树为例，“约四五年可用为椽，十年可用为檩”。一垧地可种树1000株，按当地时价，每根檩材价值2元；每年修剪旁枝一次，所得柴薪亦值1元以上。以每株价值3元计，种树1000株可得3000元，以生长周期10年计，平均每年获利300元，“而所费工资仅止种植伊始购秧、掘坑、栽培、灌溉数项，过此以往，惟有看护、修理而已”，“较之操农业者，工本之重巨，耕耘之勤苦，奚啻霄壤，而收益则远过之”。可见种树收益“尤非操他业者所能企及”。
二为间接利益层面，发展林业有利于繁荣地方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当时开通县共有土地20万垧，其中垦熟者仅2万垧有余，“弥望荒芜，弃货于地”。欲振兴地方经济，非大力招民垦殖不可。而垦民多远道而来，落户筑屋需要大量木材，境内森林分布不多，童山濯濯无所取材，若从异地购入，则路途遥远，运费昂贵，因此均观望不前，“惮于播迁”，可见林业不兴，“为招徕垦户莫大之阻力”。此外，该县境内沙岗纵横，表土疏松，狂风怒吼，沙尘飞扬，动辄淹没田地，且气候干燥，风多雨少，亢旱为灾，“因之秋收恒歉，益滋垦户之戒心”。若林业发展，非但建筑材料不难解决，对水土保持亦大有裨益，“厚生利用，攸往咸宜，农民趋利，如蚁慕羶，襁负来归，邑居相望，可拭目以俟也”。
正是出于以上两种考量，该方案所列五条办法，如建设苗圃、劝导种植、筹造防风林、保护林业、附设森林研究所等，多与造林有关，此处不再详述。(www.xing528.com)
在一些产林区域，地方机关亦积极筹谋森林采伐，发展地方林业。如1915年鸭绿江采木公司理事长佟兆元上书奉天巡按使公署，建议省政府组织开发安图、抚松两县森林。呈文开篇指出：“窃惟国家多故，财政维难，司农有仰屋之叹，人民苦供给之繁，设非开濬财源，纵日言节流，终恐补救无方，徒深坐困。矧军事方兴，新政待举，尤非增加岁入，万难措置裕如。而开源之法，现以采取森林，较他种实业为易办。盖其资金省、收效近，而设施简单，披荆棘为种植之场，民生有赖；拾弃材为栋梁之选，国用以免，天然美利，举手可得，计无有善于此者。”较深入地剖析了两县森林开发之利好。而后认为，奉省林区除已划归鸭绿江采木公司专采区域的鸭、浑两江森林外，所余者以安、图两县森林为主，如不及时加以开发，致使利权外流，则“徒悲噬脐”“隐痛尤多”，阐明了林业开发之于主权维护的意义。
呈文还分析了森林开发的手段和收益前景。提出在安图、抚松、头道江上游及五道白河上游等处设立分局，主持开采，“分自营、贷金两项”，“年如采木二百万积尺，尚足敷四五十年之采伐”。另在两江口设立总局，负责汇集各分局所采木材，再经松花江下运，“水路可畅销于吉林新城，远达于海参崴，陆路可畅销于长春、哈尔滨，旁及于东清、南满沿线各商埠”。因两县所产木材以红松、杉松、黄花松为主，“均适宜中外人民之应用”，故销路极广，如办理得当，“纯益可操左券，税款又必增加，获利之巨，当不让于鸭江木业也”。[7]
在近代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森林之于国家的意义和功用，各种实业思潮层见叠出，近代意义上的林业开发观念开始萌生。这些规划、方案，吹响了大规模开发东北森林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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