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森林的违禁开发
清政府虽厉行封禁，但一遇灾荒之年，为缓解灾情，亦酌情放松禁令，默许民众出关。但政府的“体恤民瘼”之举，并不是要改变封禁政策，所谓“开禁”是暂时的、有限的。如嘉庆八年（1803年）上谕指出：“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例禁有年。自乾隆五十七年，京南偶被偏灾，仰蒙皇考高宗纯皇帝格外施恩，准令无业贫民出口觅食，系属一时权宜抚绥之计，事后即应停止。”日后“即遇关内地方偶值荒歉之年，贫民亟思移家谋食，情愿出口营生者，亦应由地方官察看灾分轻重，人数多寡，报明督抚据实陈奏，候旨允行后，始准出关”。[38]二十三年（1818年）在辽东设置伐木山场，其中盛京有采木山场22处，兴京9处，开原3处，凤城6处，岫岩2处，辽阳界2处，“若商若台丁，皆与[予]以部照，而征其税，此公家之准予采伐者”[39]，除辽东地区外，其他地区森林仍处于封闭状态。
虽然清政府一再重申禁令，但自康熙以后，尤其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关内民众依然千方百计涌向关外。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帝收到赛冲阿奏报，吉林厅查出新增流民1459户，长春厅查出6953户时，不禁感叹：“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各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予入册安插，再届查办复然。是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40]这些外来人口最先进入辽河流域，而后向吉林、内蒙古方向迁徙，最远抵达黑龙江地区，他们为了糊口谋生、解决温饱，纷纷向森林要地，民间私砍私伐、毁林开荒之举在所难免。传闻乾隆年间有魏姓者率众砍伐林木，被拿获后解送京师，准备秋后处决。御审问其缘何胆敢砍伐官木，供称：“窃见良材美干，弃置可惜，今虽被戮，子孙万世，仍盗大清林木”。乾隆认为“万世仍盗大清林木”之语很是吉祥，龙颜大悦，特赦其无罪，从此盗伐日增。[41]这一说法虽传奇色彩浓重，不足为据，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禁政策之下，盗砍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乾隆六年至四十二年（1741—1777年），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民众生活困苦，被迫迁居东北。约30年间，入居东北各地的汉族人口急剧增加至789000余人，盛京、锦州一带的耕地面积由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6090平方千米，增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58060平方千米，60年间扩展了9倍。为了生存，人们纷纷毁林开荒，砍树搭屋。道光九年（1829年），清政府又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灾区转移灾民80余万至辽西朝阳一带，这些移民不顾禁令，烧窑砍柴，开场放牧，再一次大规模毁坏林木，使得该区成为森林破坏的重灾区。[42]道光十一年（1831年），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提到：“兴京凤凰城所属边门以外，每有奸匪偷砍偷运官山树木”，“每年拿获偷木贼匪六十八起，查获私木板片等二万二千七百六十余件”。[43]嘉庆八年（1803年），针对高丽沟刘文喜私伐木植一案，皇帝对臣下大加斥责：“盛京为陪都重地，既有无赖匪徒在高丽沟一带聚集搭盖窝棚私砍树木等事，自应严饬各卡伦留心查禁……今接奉前旨，仅称悚惶骇异，可见伊于高丽沟地方偷伐木植一案，竟全未闻知所司何事。现据德瑛奏，除高丽沟之外，尚有韭菜园、三道浪头两处晋昌均未查及，太觉不成事体。”[44]由此可见民间私伐之盛。此外，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北部地区接连发生前所未有的水、旱、虫灾，鲜族边民为求活路，不顾禁例，纷纷越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境内。他们“业在于农”，私自开垦，以“火田耕种”法毁林占地，地方官对此无可奈何，只得予以默认，[45]并“设慈城、厚昌、三水、长津等郡，以治移居之民”。鲜民生活稳定后，毁林之风更为盛行，于是“山林遂渐开垦，变为农田，此森林地渐减少之原因一也”。[46]
（二）林产利用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山林索取的重点是森林副产品，如貂皮、人参、东珠、蜂蜜、松子、鹿肉等，木材倒是其次。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特设机构如盛京内务府皇庄、打牲乌拉衙门和布特哈衙门等，加强对这些森林副产的开采，此外盛京将军衙门、吉林将军衙门、黑龙江将军衙门也承担为宫廷采办野味山珍的任务。如采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谕令“乌拉打牲满洲等采参，每年交送一千斤，其余作价”，“乌拉打牲满洲壮丁，共派出一千三百名，十人一长，将军衙门给予印票，注明十人姓名，乌拉打牲满洲总管，给予盛京关防印票，亦注明十人姓名，着派协尉等官各督所属，自备资斧采参”。[47]按照标准，“打牲乌拉每年额交人参三千两”，但乾隆十四年（1749年）仅交830两，鉴于缺额太多，官方认为“应将现设采参骁骑三百名内，裁去百名”。[48]如貂皮，黑龙江打牲处规定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须定期进贡貂皮，“除有事故者除开外，将现年实在人丁，每丁贡貂皮一张，此内一等五百张，二等一千张，其余均作三等收用，如足数目符等次者，送来之人，照例给赏，不足数目不符等次者，交院议处”。[49]再如东珠，康熙四十年（1701年）议定打牲乌拉的33珠轩（采珠组织）“每珠轩额采一二等有光东珠十有六颗”，“每年共额征东珠五百二十八颗”，“如于额外多一颗，赏给采珠丁毛青布二疋，少一颗责十鞭”。[50](www.xing528.com)
由于人参等森林副产经济价值高，民间亦多将其作为入山私采的首选目标，只有当人参采尽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林副产品或木材上。清代官方将偷挖人参者称为“黑人”，这些“黑人”往往“十百为群，驮负粮布窜入其中，呼朋引类，约有千余人”。嘉庆年间，将军赛冲阿派兵进山搜查，“焚毁窝棚，拔弃窖粮，将偷挖人参之黑人穷搜尽逐，赶至距宁古塔二千五百八十五里苏城一带”。[51]咸丰年间，山东移民时常偷采人参、捕猎野兽，“有采一年，易金巨万者”，这引起更多边民的注意，纷纷结伴入山。人参渐趋稀少后，人们转而采集蜂蜜、平贝、升麻、五味子等药品，但采药获利不如伐木优厚，“由是变其采参茸药材之目的，转而伐木”，将所伐之木编制成篺，沿鸭绿江入海，装载帆船转销他处。[52]
（三）木材的民间自用
清代东北“民间智识未开”，民众利用木材，“只伐作房料、木柈、火柴、木炭，以给家需，不知转运他处销售”，[53]其日常生活与森林联系紧密，息息相关。当时的城池多为木质构造，如齐齐哈尔木城“周广三里余”，城内外住户1011户。[54]黑龙江将军恭鏜改齐齐哈尔木城为砖城，“取木出土深至丈许，经二百余年，径围朽蠹不过三分之一”，官府将这些木材卖给城内百姓，“尚足为架屋巨材”。[55]一些日常家具皆以木制成，“杉松合抱，大材不可胜用，居人梁栋槽桶，皆于此取足，甚便之”。[56]人们还用桦树皮制作船只，“大者能容数人，小者挟之而行，遇水辄渡，游行便捷”。[57]有一种独木舟名“威呼”，首尾较尖，长二丈余，宽可容膝，可载数人，“中流荡漾，驶如箭，亦可联二为一，以济车马”。另有一种“扎哈”，外形比“威呼”小，可承载两三人，更为轻便快捷。[58]此外，“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59]，“白桦皮，可揭至十余层，薄如通草，可以代纸”[60]，说明木头还发挥着书写介质的重要功用。
当时人们的日常活动离不开木材，薪材、梁材、家具材随处可见。史载：“吉林为产木之区，家家柴薪堆积成垛。不但盖房所用梁柱、杦檩、炕沿、窗棂，一切大小木植，即街道围墙，无不悉资板片。”[61]木材及其他森林副产品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要素，也是维系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一条纽带。如日本学者指出：“通古斯民族中，如高句丽、勃海、辽、金等，尚采取稍近代国家之型态，发展其集团生活，乃有特异文化之遗留，而其生活型态，仍不能出游牧、狩猎之原始经济领域之外，以森林为摇篮、为坟墓，自幼至于老死处于其间，其余平原上经营农业者极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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