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禁”政策的推行
清康熙以后，统治者为保持祖宗发祥地的威严，防御北方沙皇俄国的军事入侵，以及供八旗子弟习武、田猎之用，[21]在东北实行“四禁之制”。康熙十六年（1677年），皇帝委任大臣朝拜长白山后，颁布谕令：“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且将兴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门江以北悉行封禁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地之垦辟，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捕。”[22]森林采伐被列为“四禁”之一。雍正年间，禁令曾一度松弛，大量关内人民出关垦殖，但乾隆年间再度收紧，清廷严格限制汉人出关，曾迭次颁布禁止流民出关的法令。如乾隆元年（1736年）谕令提到：“黑龙江、宁古塔、吉林乌拉等处，若概将罪人发遣，则该处聚集匪类多人，恐本地之人，渐染恶习，有关风俗。朕意嗣后如满洲有犯法应发遣者，仍发黑龙江等处外，其汉人犯发遣之罪者，应改发于各省烟瘴地方。”[23]乾隆五年（1740年）政府颁下严刑峻法，严惩私伐树木者：“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不分首从。杖一百、徒三年……凡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盗砍树株者，验实桩楂，比照盗大祀神御物律，斩，奏请定夺。为从者，发边卫充军。取土、取石、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者，俱照律分别首从拟断。”[24]乾隆十五年（1750年）要求奉天沿海地方官员严禁内地人民偷渡出关，鲁、江、浙、闽、粤五省督抚严查商船夹藏闲人，此外“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斩断流民入关的陆上通道。如此多管齐下，“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25]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定例：“凡山东民人前赴奉天，除各项贸易船只并只身带有本钱货物贸易者，查明系往何处，贸易何物，确有凭据，仍准地方官给票出口毋庸禁止外，其有藉称寻亲觅食出口前赴奉天并无确据者，地方官概不许给票。如不查明确实，滥行给票放行，致有私刨樵采及邪教煽惑等事，别经发觉，将给票之地方官，照滥行出结例议处。”[26]
嘉庆以后，封禁政策一仍其旧。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上谕：“著通谕直隶、山东、山西各督抚转饬各关隘及登莱沿海一带地方：嗣后内地民人有私行出口者，各关门务遵照定例，实力查禁。若有官吏互相容隐，私行纵放，一经查出，即据实参处。如此，各省关禁，一律申明，使出口之人渐少，则私垦之弊当不禁而自除。”[27]光绪初年，吉林将军鉴于流民涌入，围场被私垦者渐多，而“围场乃系国家行围捕贡之区，所关最为重要，岂容稍涉疏忽，含混从事”，为了防止人民入山打猎、砍伐树木，命令属下伊通、二道沟、康家口、伊勒们、萨伦、西伯霍罗、库鲁讷窝吉、玛夫塔各卡伦派员坐守围场，修理封堆，整理围务，“不时带同防卡兵丁，各守各界，常川巡缉”，如发现打牲、伐木者，立即拿获，严惩不贷。[28]
在封禁政策下，东北森林成了清统治者打猎行乐、获取山珍的专享区域。从康熙年间始，每逢八月秋高气爽，清朝皇帝都会率领王公大臣赴山庄、围场举行“木兰秋狝”，内容包括赐宴避暑山庄和木兰行围狩狝，山庄活动结束后，待度过中秋，再赴木兰行围，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嘉庆朝方才日渐衰落。除了木兰围场外，东北地区还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围场，官方将这些山林用栅栏围护起来，以利各种野生动物繁育，供其猎取行乐。清政府对围场看守严格，不许民众樵采、行猎，这一做法，客观上使得东北山林得到较长期的封禁和保护，呈现“有林木数十里，不见日月，千寻百围之材，不可胜数”[29]，“长岭连卷，古木致密”[30]之景象。有民国学者指出，清政府将东北划为“四禁之域”后，“禁伐森林、采矿产及渔猎农牧，而保障满族发祥之地，以此封锁数百年，始克成为今日苍翠葱茏之大森林”[31]。下文拟从吉、黑二省“窝集”入手，略窥清代东北森林之繁盛。
（二）“封禁”下的森林盛况
满语“窝集”（Votzi）乃深山老林之意，一般指代小兴安岭、长白山一带的森林。康熙二十年（1681年）吴桭臣随父母由宁古塔（现黑龙江宁安县）经船厂（今吉林省吉林市）返回北京的途中，记下了沿途乌稽（窝集）的盛况：
第三日进大乌稽，古名黑松林，树木参天，槎谺突兀，皆数千年之物。绵绵延延，横亘千里，不知纪极。车马从中穿过，且六十里。初入乌稽，若有门焉，皆大树数抱环列两旁，洞洞然不见天日，惟秋冬树叶脱落则稍明。凡进乌稽者，各解小物悬于树上以赠神……兵丁取大树皮二三片，阔丈余，放于地上，即如圈蓬船，尽可坐卧。拾枯枝炊饭，并日间所得獐鹿，烧割而啖，其余火至晓不绝。迨夜半怪声忽起如山崩地裂，乃千年枯树忽焉摧折也，至今思之，犹觉心悸。[32]
同于康熙年间游历东北的杨宾，在其著作《柳边纪略》中，对上述窝集中的原始状态有着更生动的描绘：
那木窝稽四十里，色出窝稽六十里，各有岭界其中。万木参天，排比联络间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线，而树根盘错，乱石坑砑，秋冬则冰雪凝结，不受马蹄。春夏高处泥淖数尺，低处汇为波涛，或数日，或数十日不得达。蚊虻白戟之类，攒啮人马，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烟以驱之。夜据木石，燎火自卫。山魈野鬼啸呼，堕人心胆。馁则咽干粮，或射禽兽，烧而食之。粮尽又无所得，久之水不涸则死矣。[33](www.xing528.com)
咸丰八年（1858年）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一书对东北森林四至、境界以及河川流向等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其《艮维窝集考叙》称：
窝集不仅称富饶，并足以资防卫。盖自黑龙江以西，皆设喀伦为界，独吉林等处，东限于海，北接俄罗斯边界数千里，初未设立喀伦，惟赖窝集之险，以限戎马之足。其兴安岭以北俄罗斯境亦多窝集，地气苦寒，人迹罕至。从古部落之居于是者，非务游牧，即事采捕，以故深山林木，鲜罹斧斤之患，而数千百里，绝少蹊径，较之长城巨防，尤为险阻。[34]
可见清代吉林、黑龙江二省森林繁茂、窝集遍布，以致林区交通极为不便，堪称我国北方的天然屏障。表1-1为该书所载吉、黑二省48个窝集：
表1-1 《朔方备乘》所载窝集名称及位置表[35]
（续表）
（续表）
这些窝集“大者亘千余里，小者亦百数十里。蔽日干天，人迹罕到，分为长白山、小白山两系”[36]。从上表分布地点来看，位于吉林省城周边者23个，最近的玛尔瑚哩窝集位于吉林城东60里，最远的都林窝集位于吉林城东北3600里，吉林周围之窝集数约占总数的1/2。宁古塔城周边亦有23个窝集，距离最近者为珊延毕尔罕窝集，位于该城东南50里；最远的毕根窝集位于该城以东2659里。这些窝集连成一片，相当于今天的长白山系、张广才岭、老爷岭及完达山系一带，“可见当时东北的东南、东部、东北部均为大窝集之分布区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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