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明时期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

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契丹族灭掉渤海之后，开始统治东北地区，以后直至明代，东北森林资源都是相当丰富的。如宋人胡峤《陷北记》载：“自上京东去四十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6]宋人洪皓出使金国，看到当地盛产桦树，于是“写四书于桦叶，以授弟子”^[7]。《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载女真“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8]。金代诗人赵秉文所作《松山道中》云：“松漠三百里，飘然一日中。山长云不断，地迥雪无穷。远岭贪残照，深林贮晚风。烟村一回首，独鹤下晴空。”^[9]生动反映了当时森林茂盛的景象。

这一时期，统治者为修建宫殿或军事需要，对东北森林进行了砍伐。辽、金两代对东北森林资源的开发，以南部地区力度最大，如曾开采惠州西南250里的乾山木材“运入京畿，修盖宫殿及梵宇琳宫”^[10]。在其他地区亦有采伐活动，如《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载，辽圣宗经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阙之状”，决定在此修建中京大定府，“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北宋都城开封——引者）之制”，如此宏大的规模，木材需求自然不少。金代中后期，统治者为防范蒙古游牧民族，在西部边境线修建边壕，其附属城堡、营房的筑造耗费大量木材，对当地山林草场造成了破坏。如《金史》卷二四《地理上》载，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世宗认为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有城堡“参差不齐”，派遣官员前往监督修造，将本地树木砍尽后仍不足用，又从“大盐泺[出]官木三万余，与直东堡近岭求木，每家官为构室一椽以处之”。元代砍伐范围基本沿袭辽金两代，辽东乾山仍是砍伐的重点地区，如《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载，至元九年（1272年）九月“发民夫三千人伐巨木辽东，免其家徭赋”，十一月再次“发北京民夫六千，伐木乾山，蠲其家徭赋”。

明初，为了经略奴儿干地区，统治者曾下令在稳秃河上修建船厂。永乐十二年（1414年）正月至四月间修造大型船只和汲水小船各230艘，“载军人泛自松渴江历愁下江向愁滨江，将筑巨阳城、庆源、薰春城，实之以吾都里兀良哈”^[11]。明代吉林被冠以“船厂”之称，统治者在此大兴土木，先后3次伐木造船，历时十年之久，“累兴水师，招抚东夷，俱出发于此”^[12]。阿什哈达摩崖碑铭记载了伐木造船的时间：第一次为永乐十八至二十二年（1420—1424年），第二次始于洪熙元年至宣德四年（1425—1429年），第三次为宣德七至十年（1432—1435年），这是有明一代两次大规模开采东北森林用于充实边防的军事行动。

明朝末叶，为了满足城池修建和军事征伐的需要，努尔哈赤统领的女真诸部砍伐了大量森林。如努尔哈赤起兵时，为了行军方便，砍伐沿路树木，史载：“因为瞎子、瘸子、穷苦人难以行进，还担心负重的马、拉车的牛走路过于艰难，所以砍伐各处的森林，成为旷野，打通各处险峻的山岭，若是泥泞便挖壕、架桥，使之成为干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13]努尔哈赤筑城所用合抱之木“长可十余尺”，为输送这些木头，调派了大批人力，“驾牛输入者络绎于道”“役军则三、四日程内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云”。^[14]海西女真修建城池也动用了不少木材，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带兵攻打叶赫部，夺取了叶赫首领那林孛罗的城池，明兵细细检视该城后发现“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为木栅，而内又为木城……城之内又为木城……上下内外，凡为城四层，木栅一层，其中控弦之士以万，甲胄者以千计，刀剑矢石滚木甚具”^[15]，内部结构如此复杂，耗费木材之巨可以想见。(www.xing528.com)

由于采伐较多，明代东北森林砍伐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度。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钦差大臣巡抚辽东后上奏皇帝，揭发税吏高淮违法乱纪、出境砍木等事：“至如采木一节，缘奴囚巢地蕞尔，所出大木几何？设有万不得已之公用，须赴院道给票挂号，计数伐取，彝人犹有难色。况以堂堂天朝，岂遽窘乏至此，乃无故委官伐而变价！是沧海之大，而反取润于涓滴也。岂不遗笑外彝，取辱中国，传之史册，为万世羞哉！阅报见淮所进采木变价，不过四百，而此外所得珍奇，所扣军饷，总之每岁何啻巨万。况各恶隐瞒侵欺者，又十之七八也。”^[16]这段史料从侧面说明辽东人民入山伐木，应先循例向政府提出申请，领取砍木票证，按照许可数目采伐，并缴纳一定费用。

民间木材使用亦丰。如《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载“自过古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说明木材是当时修造民房的重要原料。另据宋朝遣辽使臣王曾沿途观察，宋辽边境地带，人们伐木烧炭以为生计，“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17]。《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提到所谓“酱瓣桦”，即桦皮上的斑纹，其色殷紫，如酱中豆瓣，金人佩刀，皆以酱瓣为刀之配件。元代东北森林出产较多，如大宁路富庶县、龙山县、惠州产松木；富庶、和众、龙山三县，以及惠州、建州产榆木；和众县、龙山县产椵木；惠州产柏木；和众县产梓木等。^[18]同时还出产木材加工品，如和众县产木炭；兴中州、建州产纸等。^[19]

从辽至明的历代统治者多能注意劝种木植，并禁止毁林。如辽太宗会同五年（942年）诏令诸道劝民种树。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禁止郊外纵火，以防森林火灾；咸雍元年（1065年）再次“诏诸路……严火禁”。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曾令大兴尹查禁猛安民户伐木为薪，十九年（1179年）又令各亲王、公主及权贵家族不得砍伐民桑，违者“立加惩断”。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重申旧制：“猛安谋克户每田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司农司，专掌农田水利，颁布农桑之制，规定：“种植之制，每丁课桑枣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种榆柳等，其数如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20]官方的劝谕植树与保护木植政策，使得砍伐后的森林有了繁衍生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