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对舟山捕鱼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同年夏，日本对沿海航运施加封锁，使得中国渔船不能进入上海港口。[87]日本军队控制了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占领了嵊泗列岛，并以此作为空袭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基地。1939年，日本通过占领舟山群岛的大部分区域，结束了省际间对嵊泗列岛归属的争执。[88]
日本入侵后，上海鱼市场的官方监督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1938年11月，日本当局设立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以垄断上海的渔品批发，并特许日本拖网渔船在港口外作业。日本人认为中国渔民低效的运输和经销渔品的方式，妨碍了他们的合理使用，是对自然资源的亵渎。日本通过指明这一点，证明自己的垄断行为是正当的。因此，在日本的支持下，调控自然资源成为必须。[89]战时期间，上海所售渔品获得的收入通过调控进入日本海军之手，而日本海军严格执行了对营销的控制。[90]然而，由于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民政府上海鱼市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中国渔业专家张柱尊与日本人控制下的营销机构合作。张柱尊在通敌卖国者汪精卫政权的实业部里担任渔业和畜牧业的领导人。[91]
日本当局在开设了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放松了对海运的限制，假如中国渔船通过新的营销机构出售他们的渔获，就被允许在上海卸货。[92]机械化的日本船只和从日本人手中获得海关号簿的中国渔船在上海分享一个共同的市场。战争爆发后，难民涌入上海的国际移民区，导致了需求的暴涨。结果，大多数的渔品仍由在舟山群岛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带往上海港口，上海的渔品消费超过了战前水平，直到1941年为止。[93]
为了与日本竞争渔品供应的控制权，1938年6月，参与国民政府上海鱼市场的中间商与法国商业利益集团合作，成立中法渔业公司。此时中法渔业公司还未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一合资公司负责处理上海法租界的渔品销售。[94]为了获得渔品供应权，中法渔业公司派人将两万元贷款给予舟山的渔业经营者，并与沈家门的水产捕捞业负责人如张晓耕，协商关于运送渔品到上海的事宜。[95-1]中法渔业公司也依靠它的欧洲伙伴保护渔业运输，免受日本人的干涉。[95-2]
1941年前，浙江沿海的许多地区一直处于国民政权的控制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渔民来说，日本海军的存在使他们的工作比平常更加危险。如一份1939年的奉化县经济情况调查评论显示:
沿海渔民，因受战事影响，初均不敢出渔，后以生计所迫，不得不出而捕鱼，然往往受敌舰劫持;有时被敌人胁诱，将所获运赴上海，向敌人所设鱼市场销售，故经济情形，较往岁益更形低落。[96]
战时继续捕鱼的船只也遭到浙江沿海肆虐的海盗帮派的威胁，他们扣下了渔民的钱财和物资补给。[97]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鱼汛期间，曾经季节性前往舟山群岛的许多渔船在战争期间停止了渔业活动。[98]为了渔商的利益，上海定海同乡会代表渔商向宁波国民政府当局呼吁，希望获得允许将他们的渔获从定海运往上海出售。[99]战争伊始，整个浙江沿海的渔业经营者就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同时国统区的渔业生产严重下滑。[100](www.xing528.com)
每当冰鲜船遭遇日本军事部队，就不得不藏起国民政府颁发的海关号簿，或是在慌乱中将海关号簿扔进水里。否则，日本人会搜查、没收，甚至毁了他们的货物。除非冰鲜船前往上海，通过日本人控制的营销机构出售他们的渔获，否则冰鲜船将不会被释放。一旦冰鲜船成功抵达国民政府控制的镇海港口，它们又必须通过军事和海关的检查，并支付给地方渔会1—5元的费用。直到那时，他们才能够前往宁波，将他们的渔获卖给渔行。后来，国民政府对镇海实行封锁，在渔船出售渔品以后，除非他们找到方法秘密离港，否则渔船将不得不停留一个月。1939年4月，日本的空袭炸毁了宁波鱼市场几乎所有的渔行，供不应求的结果导致鱼价比平时高出五倍，高价刺激了十家左右的渔行架设棚屋，在原址继续做生意。
定海一度落入日本人之手，渔船不得不从占领者手中获得海关号簿。为获得海关号簿，渔船被要求在沈家门拥有一家渔行作为他们的担保人。渔船面临严格的检查，那些没有得到日本人颁发通行证的渔船可能被没收财产或遭遇其他困境。由中国汉奸和日本浪人负责的渔业部由沈家门自治会成立，他们也向渔船收费。更糟的是，日本强迫征召许多强壮的渔民充作劳工。面对这一侵扰，“许多渔船逃往其他地方，因为各种限制，其他渔帮的船只不能直达定海捕鱼。因此，定海沈家门港口的渔行也将减少和歇业”。[101]1938年8月，一份《定海民报》的报告估计，自1937年与日本交恶开始，舟山捕鱼业已经遭受2 368000元的损失。[102]
浙江和国民政府的渔业专家，如侯朝海和金炤，试图通过设立合作社，提供救济贷款给渔业经营者，以维持渔业生产。[103]从1940年起，浙江积极实施这些政策，每年提供超过20万元的贷款给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渔业合作社。但是，经过1941—1942年间的宁绍战役和1942年的浙赣战役，浙江大半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浙江省无法继续这些救济项目，于是，浙江省在1943年和1944年间完全停止了发放渔业贷款。[104]
20世纪40年代中日间的军事争端对舟山地区的捕鱼活动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1937年以前，大概26000艘船只在浙江捕鱼，约15000艘在战争中遭到破坏。[105]根据一项评估，与日本的持久战加上之后中国的内战，导致舟山地区中国渔船的渔获量从1936年93000吨的战前水平滑落到1947年的仅有12000吨。[106]
日本渔业在20世纪40年代的境遇要好一些，但几乎所有的日本机械化渔船都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时遭到毁灭。一份1945年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报告解释了由于获取物资的困难和战后引起的运送渔获的危险，渔品供应明显下降。[107]日本海军为了战争的需要征召了很多用于军事用途的船只，同时总的战争需求导致没有足够多的原材料用于商业目的的渔船。[108]20世纪40年代，战时日中两国水产捕捞业出现大幅下滑，鱼群也因此从人类的需求中逃开，暂时获得了休养生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