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央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着手计划达成更加有效开发海洋环境的长远目标，而这一目标将通过理性开发、专业规划来完成。通过在上海筹建一家由中央政府集中统筹的鱼市场，实业部的渔业专家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33年实业部的努力化为现实。与此同时，实业部派遣了一支由侯朝海领导的渔业专家小组前往日本，执行调查任务，收集日本政府对鱼市场管理的各类信息。[74]
侯朝海强调中国需要由国家控制鱼市场和渔业合作社，以“达到改进渔业中的经济组织，改善渔民生计，由此逐渐实施对渔业的统治”。同时，国民政府必须巩固渔业组织以扩大生产能力，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后卫”，以支持中国与外国的联系。[75]虽然侯朝海提及了实施“产卵和鱼类保护研究”的必要性，但他从未解释过这些以保护海洋资源为目的的项目应该如何实施。[76]
侯朝海指出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是其不能实施渔业改革项目的主要原因。政府需要放弃依赖资金的错误概念——“取自渔场，用之渔场”，这一概念的背后是其尝试收取渔场改建费、预留改建费专项资助渔场管理未果。[77]扩大上海鱼市场的集权控制将会产生大量的税收，也会给予渔业专家如侯朝海等人可以信赖的财政支持来源。如一名外国观察家指出的那样，在上海开设一家鱼市场保证将会给予国民政府“极佳的收入来源”。[78]中国政府的财政目标又一次与更有效开发渔场的动机出现交叉关联。
1935—1936年，实业部使用了从财政部借来的100多万元，用于筹备新的上海鱼市场。中央政府的计划遭到了上海渔行的抗议，但是，实业部在杜月笙和上海银行业巨头方椒伯的帮助下避开了反对的声浪。上海鱼市场最终成立，当是时，八位董事会成员全都来自商界，政府则选出另外八位。官方指定者包括银行家虞洽卿和方椒伯，还有渔业公所理事张申之。商界指定者中的首要人物杜月笙，是上海鱼市场董事会主席。作为对渔商的额外让步，实业部允许商业利益集团购买其中价值30万元的股份。[79]上海鱼市场于1936年6月以120万元的总资本开始运作，总资本一半来自实业部，一半来自上海的商业集团。[80](www.xing528.com)
为了克服市场的季节性波动，上海鱼市场拥有机械制冷设备和需求高峰期可供容纳1500吨待售鱼的冷藏设备。拥有这些冷藏设备，渔民不再被迫以压低的价格脱手容易腐败的渔获，鱼市场则有能力减轻供需的不平衡，保证鱼价的平稳和产量的递增。[81]鱼市场的规则要求上海所有的待售鱼都必须通过国营的营销机构卖出。只有隶属于市场的渔行才可以从渔船购买渔获。据一名外国时事评论家所言，通过控制中国最大的售鱼中心，上海鱼市场意欲实施垄断，而如果不能垄断，则集权控制捕鱼业。[82]
上海鱼市场在所有出售的渔品价值上收取7%的佣金，除了市场规章中授权的费用外，政府禁止任何其他费用。鱼市场要求获得7%中的4%，剩下的3%交给参与交易的渔行。另外，商业掮客也收取1.55%的手续费。[83]因为所有进口渔品都必须经过集权控制下的上海鱼市场，所以，外国渔船包括日本渔船都必须支付所需关税，国民政府由此而获得额外收入。[84]
国民政府的渔业专家甚至通过改革信贷关系，给予渔业经营者本金，以此向难以实现的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目标靠拢。1934年全球经济衰退冲击了中国的经济之后，渔业行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衰退。为了响应舟山群岛渔业公所的呼吁，实业部联合上海的金融机构于1936年秋组成渔业银团放贷给渔业经营者。银行家蒉延芳因大笔投资渔行，结果在上海鱼市场获得了常务理事的职位，他起草了渔业银行章则。[85]1936年10月起，渔业银行发放总值为12000元的贷款给鄞县渔业合作社和附属于上海鱼市场的渔行。[86]来自国民政府的这一财政救济政策刺激了鱼市场，渔场的渔获量得以恢复，鱼群所遭遇的生态压力也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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