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江苏地方政府要求收取渔费，渔业公所提议给予浙江控制嵊泗列岛的权力。呼吁改变的动力，正是来自史美蘅。1935年春，史美蘅要求赵次胜向国民政府请愿，将舟山置于浙江的管辖权之下，以统一权力，防止再起争端。史美蘅声称浙江与嵊山的渔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将岛屿继续置于江苏的管理之下与事实不符。于是，以史美蘅的提议为基础，赵次胜拍电报给蒋介石，请求蒋介石下令浙江和江苏修改两省的管辖范围，将嵊山岛置于浙江省的版图内。[50]1935年6月，上海的浙江同乡团体以及宁波和定海的渔业组织联合提出了更多要求，请求蒋介石和内政部将嵊泗列岛的所有岛屿全部转让浙江。[51]
浙江的同乡会指出，发生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环境变化支持他们的地域主张。他们的观点是:嵊泗列岛渔业的发展是由于渔场位置的变化以及浙江渔船进入远离海岸的海域所产生的相应运动所致:
近因渔场东移，我浙渔船亦渐次东进。因嵊山之港隩可避风浪，故于是处定居焉，垂及数十年，始有今日之繁殖。[52]
在浙江的渔船来到嵊山岛以前，嵊山岛原本只是一块“荒岛”。只有鱼市场形成了之后，嵊山岛才逐渐繁荣，变成海中的一个“小市”。迁移到嵊泗列岛的浙江渔民先驱在率先开发嵊泗列岛方面的行为是值得称颂的。[53]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嵊泗列岛水域聚集的大量渔船仍然来自浙江。另外，嵊泗的信贷和货币市场集中在宁波和定海的钱庄。根据上述种种主张，可以证明嵊泗列岛是随着嵊泗列岛与浙江关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请愿中故意忽略了几年前宁波和台州帮在乌贼纠纷时爆发出的敌对状态，要求改变嵊泗列岛的行政管辖权，强调其已享有来自浙江方面的认同。请愿信中特别强调岛上的宁波人已同化了一小部分来自台州的岛屿人口，当地的风俗和语言已经完全“宁波化”。浙江帮还宣称岛上仅有的江苏人只是一些官方人员，浙江人从未与他们联姻。[54]史美蘅在给蒋介石的另一封请愿信中也指出地区方言的差异，以此证明他的断言——岛屿属于浙江而不是江苏。
嵊山和崇明县的方言完全不同。一个是浙江口音，一个是江苏口音，区别明显。“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地气使然”。事实就是如此。嵊泗列岛原本属于浙江地区，虽然它们被划分给江苏已经很多年了，然而，当地人的语言还没有江苏化。由此可见，自然的鸿沟造成了它们的区别。
因为嵊泗列岛的居民和崇明县本地人说着不同的方言，所以，只有将岛屿划给浙江管理才是顺理成章的。否则，官员和当地民众的“风俗和民情”将不会和谐，两个帮派间不会相互联系。考虑到这一不可调和的鸿沟，如果继续由江苏政府管理将会导致持续的相互冲突。[55]
地图2 嵊泗列岛存有争议的边界地区
浙江帮还强调行政管辖权已不再符合社会现实和政治现状。嵊泗列岛虽然行政上隶属江苏，但实际上是浙江的社会团体和官员在维护着嵊泗列岛的法律和秩序。浙江的渔业组织和定海的巡逻船组成的护渔队在鱼汛期间为防止海盗行为定期在嵊泗列岛海域附近聚集，而崇明县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因为嵊泗列岛远离崇明县政府所在地，江苏当局对嵊泗列岛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就崇明县管理岛屿而言，它做得十分糟糕。地方治安组织和第五区的财务账户不公开，纳税人不能商议这些内容。更糟糕的是，江苏营业税征收处征收的改头换面的渔业税，对渔民而言，是难以忍受的负担。现在，嵊山岛已经超越沈家门，成为舟山群岛著名的渔港，浙江帮坚持认为需要一个好的政府为未来的发展制订计划。[56](www.xing528.com)
国民党崇明县党部、崇明县第五区和江苏省渔政机关强烈反对浙江为控制岛屿的扩张而做的努力。这一抵制赢得了江苏要人的支持，如上海青帮的老大杜月笙，他支持江苏对嵊泗列岛拥有管辖权。[57]为了支持要人们的主张，崇明县第五区淡化了浙江本地人对嵊泗渔场开发的作用。他们反而将岛屿上渔业发达归功于非人类因素而产生的环境波动，“渔场转向繁荣和渔场移至东部都应属自然趋势，绝对与管辖权无关”。[58]即使嵊泗列岛的大多渔民都来自浙江，但是上海如今是嵊泗渔业产品最重要的市场，而且上海已经取代宁波成为产业经济的中心。
江苏的渔业专家认为，该省一直致力于开发嵊泗列岛渔场，在面对外国竞争中走在前列。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校长张毓
回顾了江苏省政府为嵊泗渔场的行政管辖权回归江浙渔业公司所做的贡献，而该渔业公司是由张謇在清末创办的。最近几年，江苏通过在嵊泗列岛成立渔业指导所和开设崇明县第五区来加强渔业管理。如果江苏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实施其渔业开发计划，那么它将会结束日本在嵊泗列岛附近水域的侵渔行为。[59]根据江苏的渔业专家所言，浙江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展自身的渔业产业，以及减少对江苏内部事务的干预。浙江已经有了沈家门港口，而且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已规划在浙江长涂山岛建造一个近代渔港。而江苏仅仅拥有嵊泗列岛，所以褫夺这块区域将会对江苏的渔业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两省间既有恰当的人力分工又有合作，中国就能够完成渔业建设并抵御日本对中国渔场更进一步的入侵。[60]
当江苏在保护嵊泗列岛的渔业时，江苏帮宣称，浙江台州和温州心怀不满的流浪者煽动岛屿省份名称的变更，是为了他们可以推翻江苏有关乌贼笼捕的禁令，并重新获得向渔船收费的权力。[61]嵊泗列岛的第五区行政机关的成立，已经减少了浙江方面对渔业组织费用的控制。江苏人试图让人看清浙江省控制嵊泗列岛只不过是想扩大领地，向渔船收费。而江苏的水警队按时派遣船只前往嵊泗列岛附近海域，任务是保护渔船。至少根据江苏方面的宣传，绝不会因为服务的原因而要求费用。[62]
尽管江苏强烈反对，蒋介石依然在第一时间里支持赵次胜的提议——再次将嵊泗列岛的管辖权交给浙江定海县。然而，蒋介石的决定遭到了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反对，内政部在该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根据内政部所言，他们和实业部以及江浙两省在1932年乌贼纠纷时举办的会议上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当时协商安排黄龙岛给浙江，将滩浒山和白山置于江苏的管辖之下。根据内政部的观点，该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再调查省际海洋疆界的必要。然而，没有一个省级政府愿意接受早前的协定。浙江依然要求拥有全部的嵊泗列岛，江苏则声称历史记载中没有包含将黄龙岛置于浙江管辖权之下的文字依据。[63]最终，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打破僵局，他建议浙江和江苏派人进行调查，而后就省际海疆位置达成协议。[64]1936年夏，赵次胜与江苏第四特区行政督察专员葛谭重新测量了边界。挑起争端的浙江和江苏的反对派从头到尾都在影响协商。在赵次胜的要求下，上海的宁波同乡会委派银行家张晓耕和其他渔业公所领导人作为顾问，因为他们是倡议嵊泗列岛行政管辖权变更的最有力支持者。浙江也委派了浙江省水产试验场场长陈同白协助谈判。[65]同样，陆养浩领导的国民党崇明县党部代表团在上海会见葛谭，表达了他们对嵊泗列岛管辖权不容任何变更的态度。[66]在谈判之前，葛谭视察了嵊泗第五特区办事处，其领导人规劝他不要将任何岛屿移交给浙江。
当浙江与江苏代表团间的谈判7月24日在黄龙岛启动时，赵次胜拒绝推动调查进行，声称除非谈判重申将所有嵊泗岛屿分配给浙江的原则。葛谭表示反对，宣称他们不能做这样的决定，因为决定浙江与江苏边界的权力取决于省级政府，而省级政府需要根据勘测结果才能做出决定。由于无法调解这一分歧，谈判甚至在勘察开始以前就破裂了。[67]
由于边界问题悬而未决，行政院于9月4日举办了另一场会议，浙江、江苏、内政部、实业部和财政部最终达成协议。侯朝海作为实业部代表出席。葛谭和渔业专家王文泰代表江苏参加了会议。赵次胜和陈同白则代表浙江参加。内政部依旧希望根据1932年的协商结果处理这一事务，财政部和实业部则提倡保持现有疆界。[68]在审视了各自的立场之后，蒋介石推翻了他早前做出的决定，命令两省维持当前的事务状态。结果，嵊泗列岛一直处于浙江的控制之下。[69]这场由国民党政府内部分裂、领导者对地域的忠诚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地域纠纷，最终画上了句号。
1936年12月，江苏派出一个视察团，为嵊泗列岛未来的开发制订了一个计划。除了葛谭和崇明县党部主席陆养浩，视察团成员包括江苏和国民政府著名的渔业专家侯朝海和王文泰。视察团的“民政组”制订计划，计划通过实行保甲共同安全体系，训练民团以及加强渔业组织的官方监督。视察团的“经济组”制订计划，计划改革嵊泗渔场的营销关系。“渔业组”制订计划，计划进行渔业资源和水产养殖试验的调查，提升营销手段，解决交通安全，以完成嵊泗列岛捕鱼业的整体“改造”。[70]
浙江方面，浙江1936年着手进行的渔业改革与浙江省渔业管理委员会开展的渔业改革几乎相同。委员会的“治安组”掌管所有与渔业保护和渔业警察相关的事务。“经济组”负责信贷系统的规章和改革、救济贷款、渔业试验和渔业技术的改良。“教育组”编纂和检查保甲登记表、实施计划，以实施教化和培训渔民等工作。“教育组”同时也负责渔业组织的建立、导向和管理，以及渔业纠纷的调解和解决。[71]“专家委员会”被组织起来处理与渔业发展相关的特定课题。“经济委员会”包括渔业专家周监殷，以及渔业公所领导，如张申之、刘寄亭等。其他公所领导都是治安组成员。[72]1937年4月，渔业管理委员会发起浙江渔船、渔行、渔品加工企业年度登记，未能完成登记的企业不能要求管理委员会的保护或以减免税率的形式购买用于保存生鱼的渔盐。在那以前，浙江的渔船数量没有可靠数据记录，现在登记也是为了收集所需的信息，评估各地渔业的发展，并促其发展。[73]当然，除了提高渔业的生产，登记也将提高对渔业经营者的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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