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赚取收入，浙江征募渔业公所领导人的同时，崇明县第五区也在执行竞争计划，他们向季节性地从浙江到江苏嵊泗列岛的迁徙的渔船主收取登记费。江苏方面，以江苏渔船保甲公共安全编纂登记作为指导方针，1935年行政管理机构要求停泊在嵊泗列岛超过六小时的所有“外来”渔船都要登记，同时必须获得崇明县第五区船舶监察处的海关号簿。通过确保这些渔船在崇明第五区登记，次级县的管理部门就可以向它们收费。崇明县第五区进一步挑战了浙江渔民在同乡会支持下的自卫组织，声称没有江苏地方政府的官方许可，任何护渔队都不能在嵊泗列岛的港口登陆，且任何违反这些规章的船只，都将遭到第五区公共安全组织的惩罚。[46]
浙江和江苏两省竞相宣称其拥有嵊泗列岛的渔业经营者的利益，这也导致了代替地方政府收集这些收入的地方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小洋山岛，崇明县第五区委托当地乡镇柱首张桂芳向旅居的渔船征收费用。1935年夏，在地方自卫组织司令的帮助下，张桂芳要求对在小洋山岛卸货的福建渔船征收公益捐。除了公益捐，福建渔帮一般还要向小洋山的地方保卫团付钱，张桂芳要求从福建前来的每名渔商上缴4元，每个渔行上缴10元。
六七月黄鱼鱼汛期间，福建的渔船从沈家门航行至小洋山，福建渔行和他们的八闽会馆也在岛上开店。[47]渔商从八闽会馆前往乡公所，抗议张桂芳在崇明县第五区进行新的征税。之后，地方自卫组织司令俘虏了其中一人并拒绝释放，直到福建一方支付了必需的费用。沈家门的福建渔行领导人也是八闽会馆领导人之一的刘华芳，要求国民政府惩罚向渔船非法收取保护费的张桂芳。[48]刘华芳在反对第五区的收费上也是心怀鬼胎，因为他作为宁波渔业警察的管理者同样也向渔船收取了登记费用。(www.xing528.com)
江苏与浙江有关渔业税的争端在1935年12月升级。渔业公所领导人和宁波渔业警察在嵊山岛的一个药房开设登记通讯处。所有起卸或向渔行收费的渔船都必须向通讯处支付规定的登记费。渔民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崇明县渔会嵊山分会的关注。12月19日，一群因为无法支付登记费而被没收船只的渔民抓住了一名渔警，并把该人员带往位于嵊山天后宫的崇明县第五区区公所和嵊山警察所，接着，第五区行政机关人员围捕了八闽会馆领导人刘华芳和其他一些渔业警察。第五区柱首凌鹏程要求史美蘅也必须前来，但是史美蘅回到渔业警察的轮船上，拒绝上岸接受质询。隔日，渔民报告史美蘅已经躲进嵊山的一家渔行藏身，于是，地方保卫团前往渔行将他逮捕。在抓获史美蘅以后，史美蘅和他的同事被迫带着崇明县第五区人员前往渔行，那里存放着未经发放的旗帜和他们从渔船上没收的海关号簿。第五区领导人将史美蘅移交给崇明县接受惩罚，在一个月的监禁之后，史美蘅最终被释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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