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江苏省政府一样，浙江省政府也在试图宣称拥有舟山渔场因扩张而产生的利源所有权。随着崇明县第五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征收了渔业税，浙江省政府也努力加强控制同乡公所对渔船的收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授权省政府向渔船征收登记费以及监督自卫组织。为了利用这一潜在的收入，1934年6月，浙江当局委派省第五特区行政督查专员赵次胜前往调查没有按照渔会法的要求在政府登记，由渔业公所代为征收保护费的情况。[29]1932年，赵次胜在参与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剿匪运动”期间，最初被中国一些地区的国民政府任命为行政督察专员，负责从县到省一级统治的内务安全。[30]
1935年5月，赵次胜组建了宁波渔业警察局，以行使对舟山渔场收入的行政控制。据赵次胜所言，渔业警察的想法来自奉化地区最著名的同乡。“建立宁波渔业警察局的动机来自蒋介石奉化的桐照和栖凤的救济计划。[31]”然而，可用的资料没有为赵次胜这样的断言提供证明。虽然据称，1911年辛亥革命中参加战斗的奉化渔民给蒋介石留下了印象。明白无误的是，借助于与蒋介石的联系，渔业警察局平添了权威性和合法性。
宁波渔业警察局将他们的总部设在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办公室，赵次胜作为局长接管。国民政府1931年制定的《渔业警察规程》授权给这些特别公共安全部队在渔业管理方面极大的权力。根据这些规章，渔业警察维护渔区的安全和秩序，调解捕鱼领域里的争端，阻止外国入侵渔场，执行保护鱼群繁殖的政策。[32]最初，宁波渔业警察局没有资金，不得不依赖赵次胜从钱庄获得贷款。后来，浙江省政府同意从渔船收取登记费，以补偿宁波渔业警察的开支。[33](www.xing528.com)
与江苏地方政府一样，浙江地方政府缺少通过行政手段获取这些收入的能力。因此，渔业警察必须取得渔业公所领导人的帮助，代为收取渔船登记费。赵次胜要求中国银行沈家门办事处和定海办事处主任刘寄亭组织一个沈家门管理委员会，为渔业警察的财政担保制定对策。1935年4月，刘寄亭集合了各个同乡会的领导人在沈家门商会共同商讨该任务。[34]浙江自治筹备委员庄嵩甫也前往沈家门参加会议。[35]根据会议的章程草案，管理委员会由渔业公所和宁波地区其他组织任命的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将每月支付宁波渔业警察局的开支，并检查其账目。委员会也向渔业警察报告公所和其他渔业组织收集的费用，并将信息公之于众。[36]
而后，沈家门渔业警察登记办公室和岱山公安分局向每艘渔船收取3—8元的登记费。作为回报，宁波地区的渔船收到渔业警察发放的旗帜，每个同乡会的渔帮有不同的颜色。渔业公所分发这些旗帜并扣下渔船必须缴纳的费用。[37]为了提升管理能力和收取舟山渔场税收的工作效率，渔业警察还在沈家门、岱山岛、衢山岛和其他渔业中心设置保甲共同安全体系。地方的控制计划再次依赖渔业公所的精英领导去执行，他们编纂了这些共同安全登记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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