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敌对的地方派别在法庭上升级了对彼此的指控，同样地，对使用乌贼笼是否合法的争论又再次爆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笼捕乌贼的相异立场来源于浙江和江苏渔业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它们给出了捕鱼工具对乌贼群的影响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国民政府的渔业立法需要建立在客观科学的调查规则之上。但是，环境系统复杂难测，譬如舟山群岛的渔场，这里几乎难以提供一个明确而清楚的证明标准。江苏的渔业专家发现笼捕乌贼伤害了乌贼产卵，并导致了乌贼鱼种衰竭。浙江省立水产科职业学校则主张，没有数据表明笼捕乌贼比网捕乌贼造成的危害更大。[65]为了解决这一认识上的分歧，实业部需要一个结论性的证明，以明确笼捕乌贼对乌贼数量的不良影响。
以此为目标，实业部组织了一个由渔业专家、生物学家、政府官员和渔业团体组成的委员会，专门研究乌贼繁殖问题。[66]实业部将这一项目的责任委派给江浙渔业改进委员会，这是1933年2月新成立的机构。连同渔业专家和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在内，江浙渔业改进委员会包括了优秀的渔业界代表，如永丰公所理事张申之和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后者恰好是上海市冰鲜渔行业同业公会主席。[67]
根据渔业专家侯朝海的观点，实业部组建改进委员会，目的在于统一渔业行业的规则。因为政府不宜再用传统的行政部门来管理舟山群岛的渔场，须知建设现代渔港和筹办市场设备的计划都必须直接服从于中央政府的计划。因此，如侯朝海所解释，实业部组建渔业改进委员会是为了防止管辖权的冲突，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的纠纷，促进必要的内部官员交流，最终成功实施渔业政策。[68]
新渔业管理机构的运作资金还依赖捕鱼业的收入。渔业改进委员会计划从渔商出售的鱼价中征收2%的渔业建设费。实业部保证这笔收入除了用于渔业开发计划，不会因为任何目的而使用。建设费将“取之于渔，用之于渔”。[69]对于渔业专家而言，从渔业经营者那里征收的建设费用可以弥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扼杀其改革努力的财政短缺。
征收渔业建设费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冰鲜渔行业同业公会秘书长戴雍唐的头上，他被任命为江浙渔业改进委员会组织渔业建设费征收处主任。戴雍唐选用了中国银行沈家门和定海办事处主任刘寄亭，派其前往另一所沈家门收费办事处。[70]一旦新的费用到位，中央政府就会取消向渔业征收的所有非正式杂税。为此，实业部宣称渔业建设费实际将会减轻渔业经营者的税务负担。这一说法未能使渔行信服，他们在上海银行家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反对新征税。[71]最终于1934年年末，实业部和上海的渔行同意减少建设费至1个百分点。征税的收入仅仅负担了渔业改进委员会的开支，这也迫使中央政府放弃了这种榨取收入的方法。[72]
由于先前没有为乌贼繁殖研究留下资金，渔业改进委员会决定给予浙江和江苏的渔业学校三百元的补贴，进行合作调查。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实业部可以作出笼捕乌贼是否合理的决策。[73]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江苏省渔业实验场、江苏渔业指导所和浙江省立渔业学校在1933年的夏天联合研究中做了一次无效尝试。从那时起，各省的水产研究机构独立地进行所有调查。(www.xing528.com)
江苏省渔业实验场重申笼捕乌贼对乌贼繁殖不利，如不禁止将会导致乌贼衰竭甚至灭绝。当然，江苏的研究人员也承认渔网也有可能破坏乌贼种群的繁殖，但是他们总结说渔网比乌贼笼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因为它们只是对乌贼卵造成了最低限度的伤害，结网捕鱼因此没有对乌贼群造成直接的威胁。[74]
浙江省立水产试验场同意乌贼的渔获量实际一直在下降。然而，浙江的研究人员强调这一下降是由于过多的网捕和笼捕乌贼活动造成的结果，没有证据证明一种渔具比另一种渔具的危害更大。为了解决鱼群产量不断下降的问题，政府可以消除渔民把乌贼笼里的鱼卵去掉此一有害行为。至于在产卵期最盛的时候，则应限制所有捕鱼活动，同时鼓励对乌贼作人工繁殖研究。[75]
据浙江研究人员所言，乌贼纠纷的起因是由于网捕与笼捕鱼帮间发生了利害冲突，冲突绝对与繁殖问题无关。[76]笼捕鱼民占据了一部分俘获乌贼的有利地点，此举减少了以前可以垄断最多产捕鱼区的网捕鱼民的渔获量。网捕鱼民反对乌贼笼捕不是出于关心乌贼群的保护，而是因为新的竞争者的到来瓜分了他们的经济利益。[77]为了避免争论的扩大，浙江的渔业专家建议政府设定一个系统，明确划分捕鱼权。浙江的研究人员坚称，如果网捕鱼民和笼捕鱼民拥有独家进入渔场的机会，冲突的缘由将不复存在。而且，政府需要登记所有种类的渔具，收集每年乌贼捕捞的数据。[78]这一计划虽然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是浙江的渔业专家们却从未解释过这些计划将如何实施。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和北美的渔业专家参与了关于捕鱼活动对鱼群不良影响的争论。[79]因此，批评浙江和江苏的研究人员未能就导致乌贼渔获量不断下降的原因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公平的。但是，尽管公开声明要追求公正的科学信息，对资金的考量也影响了中国渔业专家研究的优先次序。譬如，浙江省立水产实验场为了终止乌贼群数量下降，提议要求国民政府每年拿出一千元以支持水产养殖业计划。[80]通过成为努力解决乌贼繁殖问题的领导机构，浙江省立研究院尝试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支持。[81]为获得预算支持而产生的竞争使官僚机构甚至更难以在笼捕乌贼的影响上达成一致。
由于笼捕乌贼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江苏没有改变对捕鱼工具的禁令。浙江省又拒绝阻止台州和温州的移民违反江苏省的政策，继续在江苏海域使用乌贼笼捕鱼。[82]为避免事态更趋复杂，实业部以笼捕乌贼问题属于地方渔业管理的范畴为由，拒绝干预分歧。[83]杜月笙不断努力，以仲裁网捕帮与笼捕帮之间的协议，但是，努力均告失败。[84]渔帮间的零星冲突一直持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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