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实业部废除了江浙渔业管理局的命令后，以乌贼笼为捕鱼工具的台州渔民和他们背后的精英资助人依然有办法进入江苏省崇明县嵊泗列岛的近海渔场。1932年4月，台州渔商公所理事葛醴泉未能获得官方许可组成新的渔业公所，该渔业公所的创办宗旨是保护乌贼鱼汛时期聚集在嵊泗列岛的温州和台州乌贼笼捕鱼民的利益。[49]在挫折面前，葛醴泉不屈不挠，联合了张寅在沙田官产分局的一名官员陈乐圃及其子陈享逵，进而贿赂了浙江外海水警厅分队，请他们保护进入江苏海域的笼捕鱼民。[50]台州渔帮的行为遭到了江苏渔业指导所和嵊山渔会分会的抵制。[51]
在此情形之下，网捕鱼民与乌贼笼捕者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点燃了暴力活动。援引一封李士襄写给江苏省立渔业实验场斥责江浙渔业管理局决定取消乌贼笼捕禁令的信，江苏渔业指导所宣布乌贼笼捕的禁令依然有效，并宣谕地方渔民精诚团结，反对“非法入侵”。[52]6月初，花鸟山附近的一次重大争斗导致两个帮派间的冲突达到顶点。几百名全副武装的网捕鱼民与笼捕鱼民及其支持者在浙江外海水警厅发生冲突。江苏应战，派遣自己的江苏水上警察局分队执行禁令，镇压争端。为逃生计，笼捕鱼民一方登上一艘蒸汽船并迅速前往上海。事后统计，争斗导致至少八人死亡，多人受伤。[53]
这场争斗对于重新划分江苏和浙江的海岸线范围，进而还明确嵊泗列岛的管辖权起到了助推的作用。在江苏的要求下，1932年5月，实业部和内政部召开了省政府会议，以解决边界事务。渔业专家侯朝海代表江苏出席会议，他明确指出是纠纷推动了这些谈判:浙江温州和台州引起的问题浙江尚不能解决，争端侵犯了江苏的领地。江苏理所当然地要颁布禁令以支持和保护鱼类繁殖，而这些问题导致了捕鱼争端。为防止未来发生新的争端，江浙的省际边界必须重新划分。为了加强行政控制，侯朝海建议让目前处于江苏管辖下的嵊泗列岛成为特区，江苏省将会同中央政府共同管理。
虽然浙江的代表宣称他们在会议中仅仅是被动的参与者，但是他们将此次协商看作是一次提出拥有整个舟山群岛的机会，包括江苏的嵊泗列岛在内。他们认为如果将岛屿置于浙江的控制之下，将会提高地方管理能力和消除更多的捕鱼纠纷。[54]
由浙江省政府机构聘请的渔业专家在考虑资金问题的同时，也将地域的争议考虑在内。浙江省立水产科职业学校主任金炤强调说，舟山群岛需要一个统一的管理，以便执行渔港开发计划，而该计划正是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的启迪。然而，通过改变嵊泗列岛的管辖权以统一群岛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渔业专家就希望指定嵊山作为中国近代渔港的首个选址，国民政府1933年的四年计划就明确要求建设这一设施。[55]因此，若能控制嵊泗列岛，浙江省渔业专家将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开发计划中的直接受益人。(www.xing528.com)
渔业专家何恢禹代替李士襄参与协商，他解释说，实业部对江浙两省的边界问题没有意见。[56]然而，如何恢禹解释的那样，舟山群岛有效的渔业管理需要明晰的行政疆界:如果一个岛屿置于两省的共同管辖之下，然后捕鱼范围又必须在浙江外海水警厅和江苏水上警察局间区分开来。当它们行使自身的行政职责时，很容易导致围绕管辖权而产生冲突，所有的纠纷都可能出现。显而易见，何恢禹提及的围绕管辖权而产生的冲突在乌贼纠纷时期就已经出现。如果统一整个群岛，将它置于某个省份的管理之下，将会避免未来发生类似的冲突。
内政部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们主张要根据自然的陆地形成和管理方便，而不是根据渔业管理的需要认定管辖的范围。考虑到这些因素，内政部原则上同意将舟山地区所有群岛置于浙江的管辖之下。但是，内政部也认识到实施这一改变的实际困难。正因如此，内政部希望各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57]
在深思熟虑之后，经由对话产生出一个划分江浙边界的两点计划，即江浙两省把黄龙山置于浙江的管理之下，江苏将保留滩浒和白山岛的控制权。按照内政部敲定行政边界的规定，江浙两省必须进行会晤，并在中央政府解决问题之前对两点计划给予相互认可。[58]遗憾的是，该提案没能使浙江和江苏中的任何一方满意，因为乌贼的纠纷而造成的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59]因此，渔场竞争已从地方层面上敌对的同乡会之间发展到国家层面的官僚主义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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