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日双方渔业活动的共同需求导致舟山黄鱼渔场的生产力明显下降。虽然日本拖网渔船是产生这些压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渔民也是压力的来源之一。花鸟山和佘山岛首次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20年代，而早在1934年，其渔获量就显示出不断衰减的迹象。[106]193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舟山黄鱼和其他渔场，中国渔民张网捕捞的鱼群体长已经下降到市场理想的尺寸之下。[107]为数很少的中国拖网渔船企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设立，它们与日本渔船的竞争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生态压力，这是因为它们与传统的中国捕鱼船及机械化日本船舰一样在相同的海域捕鱼。[108]面对日本人持续的竞争，中国渔业经营者在鱼类消失之前也是尽可能地捕捞渔获，丝毫没有考虑到对资源的保护。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渔业专家观察了中国东海黄鱼渔场并指出，过去认为是大型的鱼群现已减少，过去认为是中小体长的鱼现在被看作大鱼。体长的减小对于数量减少而言是其前奏，因此他认为前景也不太乐观。[109]随着中国东海、黄海渔场的产量下降，日本捕鱼船在1935年左右继续开发中国南海的渔场。[110]浙江和江苏的中国渔民缺乏必要的机械化技术前往远洋，于是继续坚持，努力从不断下降的资源中获取更多。
然而，一些同时代的人却用不同的措辞解释了这些改变。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渔业专家姚咏平将岱山岛不断下降的渔获量归因于海洋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和渔民的无知。[111]
鱼群随潮流而至，潮流又随海洋的状态而变迁。岱山附近的海岸，涨落之态甚大。则潮流早有变迁，鱼群早易路径，自不待言。然我国渔夫，未受教育，焉知此理。一次发现的渔场，历数十百年而不更，无怪渔获量日益少。从事渔业者日益减。[112-1](www.xing528.com)
姚咏平的叙述明显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19世纪末以来中国渔民已稳步地向远离海岸的水域迁移。姚咏平反而声称甚至在洋流的变化改变鱼群的位置之后，渔民仍然年年关注同样的渔场。渔民的所谓无知和保守证明了专家的介入是必要的。至少在姚咏平看来，如果专家学者帮助渔民发现更多高产的渔场，滥捕滥捞就不再是问题。为了维持产量，国家需要建立渔业实验站调查海洋条件，派遣蒸汽船和飞机以找出鱼群，并向渔民报告它们的地理位置。[112-2]
然而，通过强调利用技术手段解决鱼群匮乏的问题这一手段忽视了地方纠纷的加剧是源自海洋环境变化的事实。由于鱼群不断锐减下的持续竞争，迫使不同原籍帮派的渔民转而诉诸暴力，以获得他人手中稀少的资源。1934年的一份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岱山渔场的文章，文章指出:近年来，鱼汛期的争端很难避免，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军人、警察、海岸巡逻队员和民兵团在鱼汛期日夜巡逻，防止暴力发生和维护秩序。[113]1935年10月，当戏曲在一间寺庙上演时，奉化与象山东门帮间的长期敌意爆发了。渔民们拿起为长期对抗而准备的武器，这引起了地方民众的恐慌。警察机关终止了戏曲，命令因害怕而关门的商店重新开业。地方政府一直期望渔帮或渔业公所的精英领导人去处理地方争端，官员在岱山岛警局召集了每一个渔帮的公所理事，令他们防止进一步的骚乱。[114]
然而，有实例显示，渔业公所很难解决出现在同乡会旗帜下的渔民帮派之间的争端。1936年7月，因为义和公所不能处理奉化县不同帮派渔民间的不和，地方警察机关不得不实施戒严以结束争斗，结果导致一死几伤。[115]虽然民间渔业团体依赖的规章确保了和平开发舟山渔场，而且曾经抑制了地方斗争，但是，截至20世纪30年代，对不断减少的“公共池塘”资源的竞争将这些制度安排置于可能失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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