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27年，上海国民政府击败了它在长江下游的军事对手。如同早前的军阀政权那样，国民政府依赖上海和其他经济中心的贸易税种作为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民政府一旦开始控制浙江和江苏，他们就会努力加强对渔业税的控制，正如之前孙传芳的做法一样。国民政府接手了孙传芳的江浙渔业事务局，将其置于财政部之下，指派蒸汽船防止外国入侵中国领海。渔业事务局仍然从渔船那里征收关税，同时按鱼价的5%向经理人收税。同样，因为国民党政权已决定将土地税的征收任务交给地方政府，集中控制渔业税的收入亦让于江浙两省。由中央政府享有渔业事务局上缴的40%的收入，而江浙两省则瓜分剩余的60%的税收。[65]浙江省政府也说服南京政府改变由渔业事务局供应物资的规定;让省政府拥有给渔船签发许可证和监管民兵组织的权力，并坚决主张这些责任和费用应属于各省地方政府。[66]
其他利益团体也在试图影响国民政府对渔业事务局的重组，以此推动自己的议事日程。渔业公所请求南京政府解散渔业事务局，宣称它的征税对于渔业经营者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67]渔业专家的专业组织机构——中华民国水产学会，则向中央政府施压，要求让农矿部分享江浙渔业事务局和财政部的管辖权。水产学会成功说服国民政府成立一个由农矿部众多下属成员组成的中央渔业指挥部，这样，渔业专家将会给予的农矿部管理渔业事务局一个回报的机会，为他们的改革措施提供资金。[68]然而，这些提议最终没有一项被国民政府采纳。(www.xing528.com)
为了从渔业经营者中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润，各方都在努力影响政府的政策，这一点在1928年8月举办的江浙渔业建设会议上公开，会议描绘了渔业管理的未来。[69]实业代表和渔业专家借用这一会议，呼吁要求加强中国捕鱼业的力量，抵御日本捕鱼船的竞争。[70]永丰公所的领导张申之要求减少国内渔业税和增加进口渔业税，以保护本国生产者。渔业专家拥护在上海建立国营营销机构和渔业银行，以贷款给合作者。除此之外，渔业专家和实业代表极力主张中央政府和浙江、江苏两省组成一个渔港设计委员会，以在嵊山建造一个现代化的鱼港，并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设想的渔业发展制定蓝图。[71]面对日本捕鱼船在近海渔场的侵犯，渔业专家和实业代表请求国民政府通过更为有效的开发海洋资源的计划以增加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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