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外交官试图为国际舞台上的中国领海划定疆界的时候，中国的当权者从中日捕鱼争端中看到了谋利的机会。20世纪20年代中期，浙江和江苏相互竞争的军阀势力宣称有实力保护中国渔船，抵御日本入侵。这并非表明他们为中国渔业经营者的利益担心，而是地方军事要员想要通过“保护”渔船，从中收取费用。
1924年江浙战争发生后不久，控制两省军事力量的要员开始对中日间的捕鱼争端插手。[52]收取渔业税的抗争是地方铁腕人物从中国商业中压榨资金的一个方法，以满足他们军事支出的需要。[53]浙江方面，浙江海军力量宣称要防止日本渔船的进一步入侵，他们派遣炮舰在江苏沿海渔场巡逻，并在上海设立渔业保卫事务处，用以向渔业经营者征税。[54]这样的主动行为直接威胁到渔业公所的收入，而渔业公所过去曾经资助共同自卫力量，共同自卫力量则保护了渔业公所从舟山渔场获利的要求。浙江船队的“护渔”动机遭到了永丰和永安公所的反对。永丰和永安公所分别代表鄞县的冰鲜船和大对船。公所反对称:渔业自卫的倡议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向捕鱼船收费，补充浙江的财政短缺。所以公所坚持他们自己的自卫力量，不需要外界的保护。[55]
因为不愿意将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拱手送给浙江，江苏地方的军事力量也在进行活动，以便控制舟山捕鱼业的税务;而期盼获得资金的中国专家在江苏受雇于研究机构，于是中国专家与江苏当局通力合作。1924年6月，江苏当局委任海州渔业技术传习所所长王文泰建立江苏渔业防卫局。[56]这家新机构聘请了渔业专家李士襄和侯朝海作为顾问。[57]王文泰发布公告，宣布开设渔业防卫局。王文泰指出，由于江苏渔业组织杂乱无章且具有分裂的特性，所以才会出现容许日本拖网渔船毫无阻碍地进入嵊泗列岛的沿海海域的情况。而且，浙江以保护渔民、反抗外侵为借口，对捕鱼船征费，这些策略都必然对捕鱼业产生负面影响。[58]
据王文泰所言，江苏渔业防卫局要为江苏的渔业经营者创造一个繁荣的未来，不使他们承担额外的财政负担。王文泰宣称江苏的征税不同于浙江海军部队征税的要求，后者以护渔为名，敲诈费用。不过，江苏由于财政限制，使其有必要从渔民和渔商处收集费用，将之用于自卫和复兴。江苏渔业防卫局计划在嵊山建造一个现代渔港，以加强江苏水产捕捞业并提升与外国船只竞争的能力。根据王文泰所言，江苏渔业防卫局也将会鼓励渔民组成一个对官方实行监管的社团，同时颁布措施保护鱼群繁殖。江苏渔业防卫局的分支机构在嵊山其他渔港派遣巡逻船，解决江苏北部与南部渔帮间的争端，并防止日本船舰的入侵。[59](www.xing528.com)
王文泰许诺江苏渔业防卫局的巡逻队将会与由渔帮组织的自卫组织合作。事实上，江苏渔业防卫局挑战了江浙渔会费用的收取工作。江浙渔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张謇的渔业公司关门后处于渔业公所领导者的控制之下。江苏渔业防卫局成立后，该局意欲接收渔团保护银元的任务，这些银元被用于渔民与渔商间的商业交易。争论认为:江浙渔会的蒸汽拖船被以省级税收的形式购买，江苏省派出它的水警局收回船只，并将船只交给渔业防卫局，此举将会有助于渔业防卫局将其用以保护渔民对抗日本人的威胁。[60]
为了获得舟山渔业的收入，军事发展很快使浙江与江苏的争斗戛然而止。1926年，军阀孙传芳占领上海后，将所有存在的地方渔业管理机构替换成一个新的机构——江浙渔业事务局，[61]渔业专家李士襄被召为技术顾问。为控制渔业税，孙传芳解散了江浙渔会，并进而为了渔业事务局而索要原先江浙渔会的蒸汽拖船。[62]渔业公所的领导人反对这种单纯为获得渔会收入而采取的举动，须知此项收入每年高达60000元。但是实际上，渔业公所的领导人屈服了。1926年8月，渔业公所领导人聚集在永丰公所上海办事处，并将渔会账本交给江浙渔业事务局。[63]在接管了渔会的蒸汽拖船后，江浙渔业事务局在每担卖出的鱼上征收8元钱的税，或是每艘捕鱼船30元。当渔船进入宁波和上海港口，当局也向每艘冰鲜船收取15元的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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