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渔船的活动没有对舟山捕鱼业产生直接影响。1924年版的《定海县志》有注释称:日本向中国出口特别多的青鳣，但是县志指出“青鳣在定海归杂鱼一类，无专捕之者。所产亦不旺，此缘青鳣多在深水中，非旧法捕捞所能”。[33]只要日本船只驻泊远洋，中国船只近岸停泊，日本船只与中国船只就不存在竞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船只开始集中捕捞黄鱼后，中日渔民在舟山渔场的冲突方才出现。日本蒸汽拖船将目光转向新的目标鱼群——黄鱼，黄鱼洄游到浙江和江苏附近的海域，而这片海域正是黄鱼春夏两季的产卵之地。至于中国渔船敢于冒险进入这一海域还只是近期的事，伴随着20世纪早期近海渔场的压力加大方才出现。
中国和日本的近海渔场由于出现了鱼群锐减的趋同性，导致了两国渔民为控制舟山黄鱼渔场而引发了国际争斗。中国舟山的捕鱼利益集团宣称日本捕鱼船只在中国的领海捕鱼，已经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作为中国的竞争者，日本方面则持不同意见。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间，中日捕鱼的辩争围绕国际法中出现划分有争议的领海而展开。
日本船只在1925年的春天黄鱼鱼汛期间抵达嵊泗列岛附近的海域。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与外国势力之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使上海成为国际通商口岸，这些帝国主义的特权给予日本拖船在上海享有畅通无阻地卸货和卖鱼的资格。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规模越做越大，外国竞争者的到来引起城市里中国渔商的恐慌。[34]上海渔商的敦和公所召集了自己的所有会员与上海总商会和海州渔业技术传习所所长王文泰共同召开紧急会议以表达疾呼。[35]这一疾呼发生在大规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五卅”抵制运动前夕，在运动中总商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6]以捕鱼争端为运动特点，相同的民族主义言论充斥于抵制运动之中，但日本船只继续“违背国际法，侵犯中国领海主权”。[37]上海总商会极力主张中国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抗议，要求江苏省沿海船只给予护卫，巡逻于舟山群岛的渔场，目的是保护中国海上力量和支持捕鱼事业。[38]上海工商业界对渔业经营者的投资说明了它们渴求政府的保护以抵御外国的竞争。上海总商会常务理事方椒伯，来自一个显贵的镇海商人家庭，他丰富的业务组合包括对渔业经营者的投资。[39]除了他在总商会的职务之外，方椒伯也是敦和公所的领导人。[40]1928—1936年，渔业公所理事张申之也是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主任，因为同乡会，方椒伯与其他许多上海银行界的人物联系甚密。[41](www.xing528.com)
这样的商业利益足以左右中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所以，刚一收到日本捕鱼船入侵嵊泗列岛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就向日本大使提出抗议，控告日本船只在中国领海捕鱼，蓄意侵犯中国的渔业和中国的海权。[42]日本的外交代表表示反对，他们抗议说，日本船只仅仅是在面向所有国家渔船的中国领海之外捕鱼。[4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