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于20世纪20—30年代出现，在渔业上表现为产量的大幅增加。根据可以获得的最佳估算，1920年舟山渔场的总产量约60000吨;1936年增加到93000吨。[9]然而，由于缺少可以信赖的定量数据，导致很难评估渔获量的增长带来了怎样的生态影响。
在人类开发的条件下，许多渔场中个头大的鱼最先落网。持续的捕捞造成鱼群的平均体长减小，这是因为它们没有长大成熟的机会。而且，持续地滥捕幼鱼也会妨碍鱼群的繁殖。这些影响甚至发生在非机械化捕捞渔场，比如舟山渔场。进入20世纪，(捕捞船只)由以风为动力的帆船组成。从20世纪20—30年代，渔民使用有很细筛目的张网，捕获了大量的幼鱼和鱼卵。[10]发育成熟的大黄鱼被认为是美味佳肴，但是不足岁和体长不足的鱼则不会被食用。渔民将小鱼晒干，这些为人所知的黄鱼干在浙江以“梅子”的名称出现，渔民将它们作为肥料出售给温州和福建的农民。[11]渔场此举有利于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农业人口对肥料的巨大需求，以弥补土壤养分的流失，反过来又促成渔场对幼鱼的开发。[12]一份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报道指出，“舟山群岛海域适合鱼类产卵，所以尺寸在三或四英寸内的幼鱼数量全年都很富足”。[13]市场上幼鱼比成鱼的售价低很多，导致渔民不得不加大渔获量，以收回他们的人力和资本开支，这就对鱼群的成长造成了更大的压力。[14]因此，可能因为捕获了太多的小鱼，这一趋势导致了鱼群的衰竭。[15]
图像7 大黄鱼。资料来源:Read，common food fishes of Shanghai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渔船为搜寻新渔场以维持或提高它们的捕获量，冒险出海到更远的地方。就像1927年民国时期《象山县志》记载的那样:“那些在近海撒网的人只能捕到很少的鱼;所以他们必须前往远洋和深海。”[16]同样的，根据20世纪30年代《台州府志》记载，“初渔户往来近海，后渐推广镇、定、奉、象各地健者或北走崇明南距瓯闽”。[17]
图像8 小黄鱼。资料来源:Read，common food fishes of Shanghai(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逐渐扩张到更远渔场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是证据不能支持我们判定这一趋势的形成是人为还是非人为因素。至少同时期的一个文字记录将渔民向更远渔场运动的变化归因为近年来地区渔业的扩张。20世纪20年代《岱山镇志》解释:
前此三四十年鱼汛期间，石首鱼乘潮而来，均在近岛。其时，船只未多，捕法亦拙，而采捕较易。近则捕船加多且大，器具较佳。而鱼避深海。[18]
根据这个观点，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为了争夺有限的近海鱼群而加剧的竞争，迫使渔船为获取更高产量和更多利润而前往更远的地方出海。然而，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鱼群的丰富程度和分布的变化还应对着“自然”环境的变动，比如天气条件、水温变化或是洋流的改变。[19]可以确定的是，借用W.杰弗里·博尔斯特(W. Jeffrey Bolster)的话来说，“生态系统不能产生收获者渴求的数量”，导致主观认知上鱼类数量的短缺，因而推动着渔业经营者积极地去寻找新的鱼群。[20]无法确定的是，究竟是因为人类开发使得近海渔场趋于枯竭，还是因为生态系统中自然发生的变化使其不能满足人类对鱼类的市场需求。但是，无论何种原因，与舟山渔民能够在近海水域捕获的渔获相比，渔民希望获得更多的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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