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上海和其他中心城市不间断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对舟山一带的海洋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代西方模式影响下诞生的中国银行将总部设在上海，参与发放贷款给舟山的渔行，托起了晚清时期出现的特殊的地缘经济(区域财政集团化)。舟山近代银行支行的出现与内战时期整个中国各地金融机构的发展相似。中国通商银行首先于1922年在沈家门开设了第一家分支机构，其后，其他银行相继仿效，迅速成立。截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银行、农工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以及其他近代银行在沈家门、定海、东沙角和嵊山等港口设立了办事处，以满足鱼汛期间借贷的需求。[1]这些近代金融机构的出现有助于推动渔业产量的增长，满足中心城市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当信贷市场发展到巅峰，中国商业银行岱山办事处为了获得稳定的大黄鱼供应，将鱼汛期间放款的额度从每月三万至四万元提高到六万至七万元，大多数的贷款流入渔行和渔品加工企业。[2]根据一份1935年中国实业银行沈家门办事处的报告，沈家门是一个发展中的渔港，虽然它年年都在成长，但是所有的过剩资本都被渔行用来扩张生意，因此可用的本金极为稀少。吸引本金非常困难，在缺少可用现金的情况下，渔行往往通过钱庄和近代银行在舟山群岛的分支机构发放的贷款，向渔船购买渔获。[3](www.xing528.com)
渔行能够经常从钱庄获取无担保贷款，凭借的是渔行的信誉。[4]可是，要从现代银行获得贷款需要担保物。渔行除了供应给渔船的大米、大麻和渔网外，几乎没有其他物资可作为担保物。沈家门多数的现代银行分行就让渔行用这些物资作为担保，同时还需要一个担保人来担保借贷人的信誉。如果渔行拖欠一笔贷款，担保人也要为银行的损失承担责任。贷款周期通常持续两到六个月，月利率一般在0.8%—1%。中国实业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大多数渔行能够负担得起债务，当捕鱼活动处于淡季时，渔行拿出渔网作为担保，在春天黄鱼洄游的时候再赎回渔网。[5]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著名的渔业公所理事的背景可以反映出近代银行在舟山捕鱼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刘寄亭，既是中国银行沈家门和定海办事处主任，又是20世纪30年代沈家门鱼栈公所的理事。[6]中国商业银行定海办事处创始理事张晓耕，投资了一些与渔业相关的其他工商企业，他同时也是沈家门鱼栈公所的理事。[7]鄞县渔会理事曹朝岳，也是宁波实业银行沈家门分行的商业部主席和永安公所的柱首。[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