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像王文泰这样的中国的渔业专家而言，传播利用海洋资源最有效方法的相关知识，需要转变渔民的社会组织。据王文泰估计，海州分散的渔民彼此间没有进行交流或分享信息，缺乏合适的同乡组织。渔民受制于老式的工具，又没有办法对工具实施改进。然而，王文泰相信浙江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那里的渔业公所已对渔民有规训能力:“浙江省渔业公所在它们的贸易中完全纠正了不合理行为。如果渔民在面对其他渔民和他们的资本主的时候表现出品行不端，渔业公所可以不经过官府审判而对他们加以惩罚。渔业公所甚至可以判处其死刑，渔民则平静地接受这一惩处。”虽然如此，与日本殖民当局在其占领的山东和东北领地的渔业组合相比，浙江渔业公所的表现则相形见绌。王文泰解释说日本渔业组织“其性质与我国渔业公所相同，独其法则美备，事业范围既较我为广，所收效果自更远大”。[69]如果中国政府鼓励渔民组建类似日本人设立的工会，渔民最终能够加强互利，发展产业。因此，地方官需要为以上新渔业组织的成立提供指导，同时绅董要自下而上地拥护建立新渔业组织。[70]
王文泰在1922年提交给中央政府的一份讨论日本在青岛渔业活动的报告中，为这些渔业组织绘制了一张发展蓝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青岛的租赁权。1916年日本人执行规章，要求所有渔业经营者到城市的军事指挥系统登记注册。日本还要求所有渔民加入渔业组合，渔业组合的任务是改革和发展渔业产业，保护鱼类繁殖，修正合作成员有害的贸易行为，加强互惠互利。[71]除了利用更高效的工具和加工技术为渔船提供奖励以外，渔业组合给予渔业经营者获得借贷和可负担债务的机会。渔业组合与一家日本人运作的鱼市联合，垄断了港口的卖鱼权。[72]这样，不管供应的物资如何出现季节性的波动，在需求高峰期，机械化冷藏设备可使市场储存和售卖渔品成为可能。如王文泰指出的那样，在需求旺季时，这些安排不仅稳定了物价，而且保障了信贷，扩大了销售渠道，促进了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金融交易。[73]这样，日本人的做法简化了自然、生产者与市场的关系，将鱼类产品转换成商品。得益于这些销售安排，促进了产量的增加，这些营销安排在与我国各地区渔行系统相比较时，其间高下立判。[74]
截至20世纪20年代，青岛因为上述举措成为日本在中国北部沿海的渤海和黄海捕鱼活动的中心。以青岛为基地的日本船只在中国北部市场投售了许多从这些海域中捕获的鱼。[75]王文泰宣称日本人通过压低价格和封杀国内的渔业生产者，以竞争的方式扼杀了中国捕鱼业。根据王文泰的观点，日本拖网渔船在黄海上的过度捕捞，减少了中国捕鱼船的渔获量。[76]1912年，日本政府限制中国蒸汽拖网渔船进入西经130度水域之内，大致位于东海和黄海海域，[77]日本机械化渔船则开始大量地到黄海捕鱼。(这些政策和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中国沿海渔业活动的影响将在第四章进行分析)
面对日本的竞争引发的经济困难，王文泰宣称，许多贫困的渔民变成了海盗，给中国捕鱼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障碍。王文泰指出，同样重要的是，日本控制青岛渔场，剥夺了中国政府税收的利润来源。[78]另外，外国对中国沿海渔场的入侵是对国家主权的直接威胁:
据日人在该地经营八年，日将有碍我国海权、渔利，及其官厅所行政策，无一非摧残我渔业，剥削我渔民，吸我血汗，供彼发展，利用海岛扰乱海面，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青岛。[79]
为抵御这一威胁，王文泰呼吁中央政府实施与日本政府业已施行的类似政策。王文泰也极力主张中央政府采取措施收回青岛渔场，以巩固中国渔民在黄海的捕鱼权，重获税收来源。[80]
中国其他渔业专家纷纷仿效王文泰，将推动渔业机构的改革和营销的安排作为重振中国渔业事业的第一步。1918年，中国政府设立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宣称其设所宗旨是，仿效外国的同行，搜集有关贷款和营销协会的信息。[81]为振兴中国捕鱼事业，1921年，农商部公布了一份详尽的议程，计划设立营销机构，收取费用以资助教育、救济渔民;同业组织也将会提高渔民的共同利益。[82]该计划的动力有几个来源。日本对青岛渔业的重组扮演了推动中国渔业发展的外部刺激的角色。[83]渔业改革的其他动力来自渔业专家，如王文泰、李士襄，他们极力要求中国政府实施他们的渔业发展计划。[84]1924年，农商部着手调查沿海地区，以便为现代渔港建设找到合适的地址。这些港口配套了与中央集权相应的营销设备、运输工具和制冷设备。[85]孙中山曾把相似的观点写进《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之中，要求建设中国沿海的现代渔港，包括在舟山群岛的长涂山建现代渔港。[86]
精简营销系统与提升渔业组织紧密相关。国营鱼市通过设立渔行，以渔民合作社的形式提供借贷给生产者，便利了金融交易。[87]渔民合作社也会组织借贷、购买和营销合作，以便给予生产者低利率贷款和可负担的物资，减少生产成本，为渔民的渔获提供更高的价格。[88]渔民合作社从各方面来看都很像农业合作社，许多改革者期待着与农业合作社相仿的渔民合作社能够解决民国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89](www.xing528.com)
1927年以后，中国的渔业政策中始终渗透着这些目标。当时的国民党正执掌政权，肩负维护中国主权和建设强大国民经济的双重任务。金炤，一名来自浙江、曾在日本受训的渔业专家，在完善20世纪30年代早期浙江的渔场的提案中着重强调渔业组织的整顿。[90]在他的水产捕捞业计划中，金炤提出要优先发展渔民合作社。
旧有渔业失败之主要原因，在渔民无共同之组织，无可靠之资本，处处受渔行渔商之剥削，使渔民之生计，日处困境;故目前第一步之计划，应先从事整理，改善渔民一切旧有之恶习惯，组织渔民合作社。[91-1]
一旦这些新的渔民合作社就绪，渔行和渔商就将不再具有垄断鱼市的权利，所有的经济交易都将变得自由且独立。研究者需要调查新的渔场，告知那些不明鱼群活动的蒙昧无知的渔民有关渔场的位置。[91-2]金炤承认，甚至是资源最丰富的渔场，较多的渔获量也有减少的可能。但金炤很自信的是，只要扩张到全新的更多产的渔场，以及开展水产捕捞业的研究，就可以无限地维持产量的增长。[92]
在参考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之后，金炤号召建设长涂山的国营市场和浙江沿海的其他八个近代渔港。这些市场将会以“大渔行”的形式运作，配套机械化冷藏设备和其他最新设施。[93]金炤要求地方政府替代渔商的角色，创立合作银行，为渔民提供低利率贷款。[94]
利用这些新组织和新技术，可以开放和利用自然资源，帮助渔民致富。这些所谓的新组织和它们的社会化将会为分散的渔民提供系统化的组织……所谓的新技术是科学的。科学就应该被用来改进老式捕鱼技术和加工方法，捕捞水产的方法应该被用来合理化生产。
通过增加渔业产量而获得财富的新渠道将会使社会秩序稳定，加强国家力量对抗外敌入侵。[95]通过渔业组织的改革和现代科学的应用，国家干预将使海洋资源的利用更有效、更多产。
对于中国的渔业专家而言，他们期望通过消除浪费，合理开发海洋环境，从而达到释放自然潜能的目的。他们这一发展主义者的视角来源于一个信念，即集中化的科学管理能够从有限的资源中开发出无限的产能。渔业专家相信如果实施市场开发，以一连串的措施扩大整个资源基地，通过发展水产捕捞业和开放新渔场，他们的计划能够使海洋无限地多产。毋庸置疑，这些现代主义的目标根本不同于以排他主义和以地区为基础的渔帮所依赖的社会制度，而后者是渔帮用来维护其在有限公共资源中的份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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