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关于中国渔业现代化的计划包括了仿效北美、西欧特别是日本，建立渔业研究机构。[47]这种现代渔业研究学科关注如何有效利用水生动物和植物。在早期的渔业研究教科书中，有一本是1911年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该书解释说虽然人们目前尚未能开发出所有的自然资源，但它们都具有潜在的用途。如果任何资源被丢弃，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用途，而是因为研究使用它们的技术还不够纯熟。为了能有效利用海洋资源，人们需要学习多种领域的知识，如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海洋学和经济学。[48]
为了传播这些科技知识，张謇在其筹建江浙渔业公司的计划里，提出要在吴淞公司总部设立一所渔业学校。[49]1912年，在张謇的支持下，东京渔业研究所研究生张镠开办了江苏省渔业学校。[50]接下来的20年间，在中国沿海诸省，也开办了其他的一些渔业学校和研究中心。整个民国时期，几乎所有在这些教育机构供职的渔业专家都曾在日本受过专门教育。一则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报道说，这个国家渔业学校的绝大多数教师都在日本东京渔业研究所留过学或是在日本参与过观测和研究。依靠这一训练，中国的第一批渔业专家将思考人类与海洋环境之间互动的新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在中国渔业专家的眼里，中国渔业产业的最大问题是产量不能追上不断飙升的国内需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海产品的进口超过了出口，而进口海产主要来自日本，[51]当然，比较中国的进口和出口数据时，忽略了中国国内市场对渔产的巨大消费量。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渔品消费中心，它的国内渔品销量在20世纪10—30年代期间极大地超过了外国进口的渔业产品。[52]然而，这一经济成果没有被列入中国渔业专家的民族主义说辞之中。在一篇1918年刊载在江苏省渔业学校期刊上的文章中，张镠解释说，中国的渔业产业近年来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国家依然极大地依赖进口。简而言之，中国要求渔品数量的增长以天计算，然而外国在对中国渔业产品出口数量上的增长，导致中国的利权外溢。
渔业专家认为，解决中国渔业产业落后状况的方法在于依靠现代科学和技术。就像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位渔业专家所做的扼要陈述，“必须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渔业问题”。具体来说，科学方法意味着改进渔具，改善加工和储备的水平，推动水产养殖业。为了将这些新方法教给渔民，中国政府需要开设由“科学专家”支持的渔业研究站。[53]中国渔业专家关于开设这些传习所的想法受到了日本的启发。日本明治时期，渔业研究和教学机构通过传播改进的工具和加工方法，推动了日本的渔业发展。[54]当然，这些日本渔业学校恰好也就是中国渔业专家接受教育的地方。
在舟山群岛开办渔业技术传习所的努力，开始于李士襄。他是江苏崇明县人，1907—1911年留学东京渔业研究所。[55]1918年，中央政府委派李士襄在舟山群岛开办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56]遗憾的是，因为缺少合适的资金，李士襄改革舟山渔业的早期努力在失望中画上句号。[57]
翌年，中央政府委派王文泰——另一名来自江苏，曾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渔业专家，在江苏北部的海州港开设一所渔业技术传习所。如同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一样，资金的不足束缚了王文泰的努力。[58]虽然如此，王文泰在为海州渔业技术传习所所编一书的概要中阐明了中国渔业专家是如何理解人类与海洋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王文泰在海州海洋渔场的一份早期报告中揭示了在人类开发的压力下海洋资源呈现出的诸多特点。像王文泰解释的那样，渔民年复一年在同一近海渔场捕捞，导致了地方性的渔业资源的枯竭。文章写道:(www.xing528.com)
沿海所产鱼类，近年产额日少，且其体量亦日形瘦小。查东海、灌云两县沿海各地，在前二十年各种贝类，如蚶子、干贝、蛏子、海螺等物，产额亦颇不少，盖因滥取过度，今日约已灭种，沙滩礁石等处，仅遗存无数贝壳，供后人之纪念而已。此实因渔民为水产物来游，于沿岸竟求滋生之时，肆行滥捕，不知在海面发展渔场范围。循是以往，其结果恐沿海洄游鱼类不至绝迹而不已，何胜叹惜。[59]
由于中国渔民相对因循守旧和愚昧无知，王文泰宣称，中国的渔业尚在半开化时代，这是其不能充分利用自然馈赠的丰富资源的原因。为了扭转这种情势，渔业研究机构不得不通过开放新的渔场来帮助渔民。同时，水产养殖的创新手段将会补充不断下降的近海鱼群。如果没有积极的措施以确保海洋资源的丰沛，“只授以新式渔具、渔法，恐渔民益事滥捕，求利反损”。[60]
王文泰和中国其他一些渔业专家意识到过度捕捞会使特定渔场的渔业资源走向枯竭，甚至会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然而，这种意识跟另外一种信念共存，即认为现代科学和技术能够使自然资源获得最有效的开发，及持久地扩大生产。达到这一目标需要规章制度来禁止使用那些捕捞鱼秧、妨碍鱼群繁衍的捕鱼方法和捕捞工具。一本1919年出版的渔业研究教科书写道，“水产之物，虽孳乳甚繁，生生不已。然欲图发达，维持永远，则不可无人工之保护，以助天然之繁殖”。[61]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现代技术也使得在那些目前无法生养鱼类的海域养鱼成为可能。[62]但如果采取措施保护鱼类的繁殖，它们就会永不枯竭，自然的丰富资源就可以永续利用。
渔业专家也强调科学研究对识别新渔场，并为船只指明鱼群最丰饶之处的重要性。政府机关需要引进新技术，使渔民能够定位、开发多产渔场。人们相信，这些调查将减缓过度捕捞的压力，给予鱼群休渔的机会。[63]这种逻辑认识又一次来自于中国渔业专家，他们熟谙日本捕鱼业发展，在留学期间获得了这种逻辑(知识)。明治时代，日本渔业计划克服了渔业生产中认知停滞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由近海水域过度集中捕捞引起的。为了扭转这一认知，日本明治政府成功地扩大了渔场的海域范围，鼓励更有效地利用技术。[64]为达到这一目标，19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法律，专为能赴公海水域捕鱼的船只提供财金激励。[65]同样，中国渔业专家相信中国需要学习日本的例子，采取行动克服近海渔场产量持续下降的趋势。[66]中国政府听从了这些建议，在1914年制定了《公海渔业奖励条例》。[67]然而，与日本明治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实施这些渔业发展措施。因为奖励金为数甚微，几乎没有多少能够分发给赴公海捕鱼的船只，所以政策没有起到实际的效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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