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近代渔业管理的开端

20世纪的前十年里，日本迅速地成为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现代化典范和西方影响在华的过滤器。在渔业产业也是如此。随着舟山渔业在20世纪前30年的发展，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竞争加剧。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官员依据源自欧美的现代化视角下的科学渔业发展观来制定规划，以期改革中国的渔业。借助日本，中国的改革派受到全球性环境论述的影响，不过这些西方知识和技术经过了日本的重塑来适应其在19世纪晚期出现的日本式的现代性观念。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渔业专家对他们从外国老师那里学习来的以及在欧美访问期间观察到的水产养殖、渔品处理和加工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日本明治时期，这些渔业管理的模式——如同科学农业那样——被塑造成绝对的现代和进步。^[35]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这些现代化主义的环境举措开始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19世纪末，中国的渔业生产也许和中国的传统行业一起平稳增长。但是，这些改革派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渔业产业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存在的脆弱性，似乎需要重大变革。清朝的最后十年里，中央政府探索改革，即人们熟知的新政，其所采取的最后一搏，灵感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模式，以此支撑日渐式微的权威。作为新政的一部分，身为官员和企业家的张謇根据日本渔业产业提供的蓝图，最早发出了中国渔业现代化的号召。

张謇1930年出访日本，在那里他目睹了日本渔业和航运业在19世纪末取得的进步，之后他便率先倡导在中国实施渔业改革。^[36]在给商部的一份咨文中，张謇就一个国家渔业的发展和海上力量作了一个直观的对照:

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渔船所到地段或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官方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汇，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37]

根据张謇的观点，巩固国家的外部边界，需要扩张和加强捕鱼权。无法实现上述要求，就会导致国家的海洋边疆在面对外部威胁时脆弱不堪。中国一直缺乏对自身捕鱼权益维护的关注，这也是它不能抵御19世纪中期以来外国进犯的原因。控制海洋渔场是保护中国主权和提升国家财富和国家实力的主要方法。正因为如此，张謇要求采取强硬的措施阻止外部势力“侵犯我国的海洋主权，从渔业中掠夺我国人民的财富”。^[38]

为防止将渔场拱手送给外国，张謇提议:可仿照福建和广州的类似企业，在浙江和江苏建立一家渔业公司。通过购买一艘蒸汽船，让其巡逻渔场，以防止外侵，同时，公司将引进近代捕鱼技术。可是，由于私人资本并不是唾手可得，张謇只能从政府方面获得五千银两的贷款，从山东港口青岛的一家倒闭的德国渔轮公司购买了一艘蒸汽机船(之后重新命名为“福海”)。1905年，江浙渔业公司在上海成立，张謇担任经理。^[39]渔业公司的蒸汽拖网渔船在公海上与外国渔轮竞争，同时，普通渔船则在舟山附近的近海水域捕鱼。因为这两种渔船在完全不同的区域捕鱼，所以，人们普遍相信，机械化船只不会对小规模作业的渔民造成损失。江浙渔业公司的规章规定:(www.xing528.com)

向来抛钉大捕张网船捕鱼之处均在海岛附近。渔轮避礁绝不相犯。溜网船所在渔轮亦让开地位绝不侵占。其余各船向来网地销路一切照常。并无侵扰。^[40]

将外国渔船阻挡在远离中国的近海渔场，客观上保护了中国渔民的利益。同时，江浙渔业公司的蒸汽拖网渔船通过开辟公海上的渔场，也扩大了中国的渔业领域。^[41]

作为江浙渔业公司的一部分，张謇提倡建立渔会，并在中国沿海省份设立其分支机构。渔业民兵组织和保甲组织更改它们的名号，组成了新的组织。张謇期望从“能够服众的元老”中选拔领导者，编纂登记每个区域的渔业人口。渔会不时委派蒸汽拖网渔船检查本地渔会分会。如同张謇在陈述中所言，“如无分会，则港汊分歧，岛屿林立，渔民散处数十百家不等。不清户口，不能稽查，即不能保护。不能保护，则民无所依，团体亦无由而立”。^[42]江浙渔业公司的蒸汽拖网渔船将会保护加入渔会抵抗海盗的船只。为此，船只配备了洋枪、洋炮和刀剑。享受到这一保护的渔民自然会感激渔会，也就“不受外人之勾引”。^[43]

同时，张謇期望渔会通过向上海鱼市征收关税来实现舟山渔场的商业化，从而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润。过去，许多冰鲜船从舟山渔场将鲜鱼运往上海，从城中涉外的中国商人手里购买法国旗帜。这个方案使其有可能逃避支付离境税和关税，还可避免收费员的压榨。为了替清政府控制税收的流失，江浙渔会对冰鲜船征收税费，这一税费低于冰鲜船向商人购买外国国旗所交费用。收集这些税费的责任交给了上海的渔行，每个渔帮的柱首为了给江浙渔业公司做参考，给每一艘冰鲜船都做了一个号码登记单，并负责惩罚那些试图逃税而被抓的人。^[44]

在一段时期内，即使江浙渔业公司从未获利，渔会的收入也足以使其持续运作。但是，截至20世纪20年代，不间断的财务损失导致了渔业公司的解散。公司歇业后，渔会接管了蒸汽机船“福海”，利用“福海”保护冰鲜船，免遭海盗荼毒。每次鱼汛，渔会的巡逻船驶向舟山群岛一带的海域，保护渔民的财产和商业贸易中的冰鲜船。结果，渔会的蒸汽机船成为舟山渔场海上集市的核心力量。^[45]敦和公所由上海的冰鲜渔商和宁波、台州的冰鲜船公所组成，每年黄鱼和带鱼洄游时，它们雇用水警队作为护卫，台州公所理事葛醴泉负责监管这些共同防卫活动。^[46]从晚清到民国，舟山地区的渔业公所牢牢掌控了税收和地方自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