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将舟山的海洋生态系统与主要城市消费中心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舟山捕鱼业的扩张，但对自然环境平添了更多的压力。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消除了来自欧洲的竞争，20世纪10—2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经济领域经历了一次发展高潮。[7]这次繁荣有助于舟山渔业经营者的获利。上海与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其他城市中心的经济一体化给予了小规模生产者从鱼群中获取更多利益的可能，提高了他们开发海洋环境的能力。扩张的信贷网络扮演了生态变化背后的驱动力，这可能使本金不足的渔业经营者加速对资源的攫取。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这两大区域的沿海边缘地带是许多迁移到舟山群岛的渔民的家乡。大区域的核心地区是提高渔民生计的主要贸易之地。每年大黄鱼出没的春汛时节，客船带来了大量携带货物的旅居商人，他们来自宁波、温州、象山、奉化和其他内陆地区。客船抵达时装载了大量的民生物资，离开时则装满了渔品。[8]民国时期，舟山群岛的渔港与商业中心，如上海、宁波、海门、温州和福州之间轮船招商局的出现，将群岛纳入内陆发展的城市市场网络中。[9]舟山渔场的发展依赖这些消费中心对渔品需求的增长;反过来，这些消费中心的形成与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10]
20世纪的最初30年，为舟山捕鱼业提供资金的金融网络也与长江下游的主要经济中心联系得格外紧密。宁波或上海还有舟山渔港的钱庄和办事处充当了渔民、冰鲜船船主、渔业中间商和批发商之间所有商业贸易的金融中介机构。[11]随着商业化渔业生产的扩张，舟山群岛上钱庄的数量从1908年的1间增长到1932年的30多间。[12]
当资金不足的渔业经营者急需资金时，这些金融机构为它们提供贷款。随着带鱼鱼汛开始，对贷款的需求在1月初达到高峰。如同舟山其他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鱼类品种一样，春季和初夏，带鱼从深层的近海水域洄游到靠近群岛的沿海产卵区。不过，主要的带鱼鱼汛开始于每年冬天，鱼群从嵊泗列岛洄游到浙江南部沿海以外水域的时候。[13]就像一名评论家在20世纪30年代观察的那样，鱼汛带来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带鱼鱼汛开始时，所有的渔船都需要现金，渔商努力为他们具名承保。鱼汛结束时，所有渔船的船主都要偿清债务，所以他们必须付清渔民的薪水(和诸如此类的情况)。因此，这一时期带来了财务混乱的情况。一些人转而求助于高利贷，因为缺钱而官司横生。对于渔行而言，这一时期发放贷款是必不可少的。[14]
渔民以贷款的形式从渔行那里获得不少资金。因为大多数的渔行自己几乎没有多少本金储备，他们依赖钱庄获取所需贷款，以便与渔船进行借贷交易。[15]坐落在温州坎门港口的怡康钱庄，其主要股东之一是一家渔行，它主要放贷给需要修补船只和购买新渔具的渔民。每年夏汛，钱庄经理前往沈家门港口，他们在那里开设临时办事处，负责收回向渔业经营者发放贷款的还款，并将还款汇回原籍。[16]
岱山岛上的钱庄所使用的许多本金来自储蓄存款，它们被用来购买汛期开始后的渔获，再运至上海、杭州和绍兴等地。岱山和其他港口的钱庄使用这些钱为渔行和渔品加工厂提供信贷，他们再转贷给渔船。[17]同样的，宁波的钱庄在汛期前往沈家门，为渔业经营者提供急需的贷款。沈家门和其他港口的钱庄根据宁波的金融市场设定利率，依据银价波动，利润从5%—10%不等。[18]这些金融关系反映了舟山与上海、宁波和长江下游其他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渔业中心，诸如沈家门、岱山和嵊泗列岛的当铺也是欣欣向荣，成为信贷的又一来源。[19]当铺的生意与鱼汛期一致，春汛和冬汛开始前有些渔民典当物品，到秋天再赎回它们。[20](https://www.xing528.com)
在舟山渔场，商业一体化模式借助金融机构这一渠道，帮助核心经济区获得位于它们外围的自然资源。[21]一份日本人对舟山渔场的调查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海洋渔区与销售中心(像宁波、上海这样)间的金融关系。内容如下:
在海岸线一带建立渔村的渔民大体上都是(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渔民们忍受着贫困，他们大多数的本金都来自于城市里的渔商……本金是作为预付渔获物的垫款或利上滚利的贷款发放的(事实上渔商没有提供太多现金，而是主要放贷日杂用品)，这样，获得渔获物的机会就捏在了渔商的手里。他们永久地控制渔民，利上滚利，并且几乎没有为渔民的生计留下富余。因此，渔民总是缺乏足够的本金，他们的居住地一直在边缘地带。[22]
在这份有关渔区与经济中心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被忽略的分析是金融关系对自然环境的冲击。在舟山的渔业产业中，经济中心的借贷渗透到将自然资源转变成商品的营销关系中。渔商扮演了连接沿海渔村的劳工与经济中心的投资本金之间的角色，这使得加大开采鱼群成为可能。舟山渔场与长江下游城市中心(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区域)之间的联系，使得这些金融关系对生态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明显。在中国次发达地区，因为人口密度、商业活动和本金投资的程度不高，所以金融机构在环境变化中没有成为如此重要的因素。
20世纪早期，随着信贷变得更易获得，舟山地区的渔行通过扩大它们的商业运作，提供贷款给更多的渔船，以便投资获利。举例而言，岱山钱庄从宁波更大的钱庄借走了多数的本金。岱山钱庄使用这笔本金作为贷款借给渔行和渔业加工企业，由后者再贷款给渔民。[23]一方面，扩张的信贷网络给予本金不足的商业企业一个更有效兑现自然资源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信贷的依赖迫使渔业经营者捕捞越来越多的鱼，以偿清欠债。这样的金融关系推动了渔业的发展，但也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压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