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海洋：扩张与改革(1904-1929)

在清代促进舟山群岛渔业发展的那些生态动力，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11—1949)，甚至还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连锁的经济变化和环境变化加大了人类对海洋产品的需求。20世纪初，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市场体系推动了对舟山渔业生态更有效的开发。随着舟山渔场的海洋环境与沿海市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不断扩张的信贷网络也把流动的渔业经营者与来自繁荣的区域经济中心的资本连接起来。小规模的渔业经营者利用这些金融联系来更加密集地开发渔业资源，由此加深了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从这个方面来看，舟山渔业的扩张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宁波和其他城市中心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它们加大了对水产品的需求。

舟山渔场从19世纪持续发展到20世纪早期，而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对人类与海洋环境关系的新的理解方式。从清末开始，具有改革头脑的精英们支持那些管理中国渔场的新方式，并以此来从开发海洋资源中获利。这些新方式与地方渔帮开发海洋资源的安排迥然不同。精英们的主动行为反映了近代中国国家的更高目标——利用科学的力量从自然中获取最大限度的产品。这一独特的近代科学理念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环境是无限延展的，如果使用适当的方法，人类就不用“向自然乞求帮助”，反而能够随意地要求自然和改造自然。^[1]相关的政策出台，受到了现代科学的启示和现代技术的支持，目的是为了促进理性的自然开发和推动经济发展。^[2]这些目标集中体现了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追求的全球范围的近代性方案。(www.xing528.com)

发轫于清朝末年的改革活动也造就了一批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渔业专家，他们后来受雇于中华民国政府。根据这些技术专家的观点，现代科学和技术可以实现产量最大化，满足市场对鱼类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可以避免过度开发。中国渔业专家将近海水域不断下降的渔获量看作渔民的低效与年复一年在相同渔场过度捕捞的一个标志。为了弥补这一问题，渔业专家要求通过调查来寻找尚未开发的渔场，并提升水产养殖来维持产量的增加。同乡会分配进入有限资源的份额，近代技术专家则相信通过官方的介入，扩大可用的资源基地，必然可以无限量地增加产量。为此，近代中国政府努力改变同乡会雇用下的机构和组织，其被同乡会用来维护他们从舟山海洋环境中获利的分成。渔业专家要求用政府控制的渔业协会来取代地方渔业公所，以此为机制，来贯彻管理资源利用的那些新的规定和惯例。民国最初的几年间，资金的不足和国家有限的行政能力使得渔业管理机关无法来执行这些计划，但是他们的遗产将会有长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