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控制舟山渔场的争夺升级成互相竞争的同乡会渔民之间的冲突，渔业公所的精英领导发动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以调解和减小因为这些争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浙江奉化县的渔团的例子中，围绕资源争夺的地方冲突引起了中国辛亥革命中的一些最著名领导人的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团体成功地编织了他们与渔民之间的同乡关系网，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1911年初，为了争夺衢山岛附近的渔场，一场暴力争端发生在奉化县栖凤渔团与宁海县樟树渔团之间。全副武装的奉化渔团自卫队杀害了25名宁海渔民，另有36人受伤，而奉化渔团自卫队未有任何伤亡。旅居渔民离开舟山，在鱼汛后返乡，在这之后不和依然持续。为了向奉化的敌人报复，宁海的渔民在宁海与奉化的边界上布设岗哨，不论年龄和性别，只要是奉化人跨越了这条界线，宁海人就会将来人俘虏。总之，短短几个月，就有57名奉化人被俘。宁海与奉化两地的不和持续发酵，导致渔民最终停止结伴出海。渔业活动的戛然而止不仅引起地方渔民家庭的焦虑，而且也引起定海、奉化和宁海三县地方政府的焦虑，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失去一项重要的税费来源。[66]
渔业争端很快引起了同盟会成员应梦卿的注意，他在上海参加反清革命活动。[67]应梦卿一收到家乡亲朋好友传来的冲突消息，即刻着手设法解决。[68]
应梦卿出于多种目的积极寻求争端的解决之道。一方面，敌意对两县居民的生计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应梦卿有解决争端的强烈的经济动机。应梦卿的家在莼湖，莼湖是奉化县靠近栖凤港的一个乡镇。应家拥有莼湖德昌杂货店，贩卖制造渔网的苎麻，还有用作渔船保护涂层的桐油、酒精和其他物品。德昌杂货店的生意大都来自栖凤的渔民和渔商，杂货店的收入也与渔业的波动密切相关。因此，应梦卿希望能迅速恢复奉化当地的渔业活动，继续他家商店的生意。[69]
应梦卿成功地使同盟会领导陈其美关注到奉化与宁海之间的渔业争端。陈其美拍电报给日本归国留学生陈云生和光复会成员孙冠生，他们二人在宁海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陈其美在宁波为陈云生、孙冠生安排了一个会议，告诉他们自己有极重要之事务要与之讨论。而应梦卿和陈其美前往宁波，在那里他们与陈云生、孙冠生会面，还有另一位光复会成员沈昌鑫也在座。众人决定陈云生和孙冠生首先前往宁海，与在争端中伤亡的渔民家庭协商，其他人则前往奉化会见栖凤的渔民。[70]
一抵达奉化，应梦卿、陈其美和沈昌鑫即在沈家祠堂会见了地方渔行和沈氏家族的领导人，这些人在整个20世纪的栖凤渔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利益份额。[71]根据后来应梦卿对会议的回顾，“他们都知道我是当地德昌杂货店的小老板，日本读书回来的，听说是为了调解命案，还约了几位外地的重要人物同来，因此都高兴地应邀参加会议”。陈其美向与会的大约千名当地百姓发表了演讲。当话题转到明确的民族主义言论时，陈其美解释说奉化人和宁海人都是中国同胞，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互相残杀。陈其美强烈要求奉化渔民解决自身与宁海帮的争端，并即刻出海以免错过鱼汛。陈其美也指示栖凤渔商募集资金，以赔偿死伤的宁海渔民家庭。渔民们的生意因纠纷而中止，因此他们也盼望尽快恢复渔业。渔商们也表示同意陈其美的提议，于是委派代表前往宁波，与宁海渔团协商。[72]
落实了奉化的事宜后，应梦卿与其他同盟会和光复会的成员前往宁海县樟树村，在那里他们与陈云生和孙冠生见面。奉化精英对死难的渔民家属表示悼念，大家同意搁置争端，继续捕鱼。精英们也设法释放奉化被捕的百姓，并计划在宁波举行宁海渔户与奉化帮代表间的会议。在进行了这些安排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成员获得了奉化县和宁海县政府的许可，达成和解。[73]而地方精英和收取税费的地方政府在终止争端和迅速恢复渔业活动中也分享了利益。
宁海和奉化帮的领导者在那以后很快聚集到宁波。在旷日持久的谈判后，奉化帮同意支付抚恤金，每一户死难的宁海渔民家属获得500元的抚恤金，另外100元给予所有受伤的渔民家庭。这些还款的财务负担由奉化的渔商承担，还款总数共计15100元。最后，死伤的宁海渔民家庭集体向宁海、奉化和定海县的官员报告，声称争端已经友好解决，渔民家庭即将继续捕鱼。沈昌鑫将诉讼调解的细节报告给县政府，两县政府都表示满意。随着冲突结束，宁海和奉化的渔船因夏季鱼汛而回到舟山群岛。据应梦卿所言，因为结束争端，他和陈其美收到了来自渔户和商人的许多感谢信。[74](www.xing528.com)
1911年秋，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成员利用在调解不和时建立的关系，组成一支由奉化渔民为成员的敢死队参与反清起义。精英们依靠促成渔业争端解决所形成的关系网，获得了地方新兵的忠诚度，组成这股军事力量。在奉化、宁海冲突中帮助解决问题的应梦卿和其他精英，着手招募新兵。应梦卿在上海筹集资金以后，前往宁波，在那里他和沈昌鑫还有同盟会成员陈夏生会面。他们假借征召铁路工人之名，为155名栖凤渔民提供每月16元的薪水及食物和旅费，并为征兵家庭预付十元的款项。签署协议的渔民告诉家人他们将会以雇佣工人的身份出外工作，以打消家人的顾虑。总之，五天之后，112名渔民在宁波报到。
应梦卿和其他反清革命人士通过蒸汽船将渔民带往上海，接着将他们转到一列开往杭州的火车。渔民在这次旅途之后，在杭州城的奉化会馆和城中其他旅馆住宿。军事领导人蒋介石、张伯岐和王季高对征兵工作一一进行了检查，新兵们就在沈昌鑫和陈夏生的指挥下被安置下来了。[75]为了避免被奉化地方当局发现，应梦卿居住在新学会社，这是上海的一家进步出版社。[76]江北冥，新学会社的创建人之一，恰好也是奉化渔民栖凤会馆的董事。[77]
尽管同盟会采取了预防措施以躲避清朝当局的注意，但是他们在奉化的活动依然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怀疑。应梦卿的兄长来到上海告知他，奉化县政府怀疑他招收渔民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已经来到应家审问过自己。几天后，当政府人员出现在上海新学会社质询应梦卿时，应梦卿声称他雇用渔民在上海-杭州铁路沿线工作。就像应梦卿解释的那样，渔民定期在淡季参与临时性的工作，这使得他们更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目前不是鱼汛忙季，趁暇出来做临时路工，赚几个工钱，于渔民也是有利的”[78]。
尽管有此掩护，应梦卿的父亲还是很快来到上海，责备儿子给家庭惹来麻烦。奉化的渔民家属听说渔民没有以铁路工人的身份出外工作，而是以革命军的身份在服务。应家现在不得不处理渔民家属提出的要求，让新兵们回家。因为如果任何渔民在战役中死亡或受伤，渔民的家属将会要求他们的精英资助人给予赔偿，就像当时渔民在暴力事件中死亡时他们所做的那样。应梦卿的父亲更直接关心的是，如果清朝官员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将会以户主的身份惩罚自己。应梦卿说服了自己的父亲，使其相信渔民确实已经在铁路上工作，并让父亲及其家人相信不会有坏事发生。[79]
虽然反清活动在杭州没有遭遇什么抵抗，但是奉化渔民维护舟山渔场片区的经历，使他们成为可以胜任的士兵。渔民敢死队发起了对浙江省政府总部和城市军械库的袭击，袭击没有招致任何死伤。应梦卿宣称，蒋介石目睹渔民们在战役中的表现后，希望招募自己的追随者，让奉化的同乡兄弟进入他个人的军队。蒋介石下达命令的消息引发了恐慌，当消息传到奉化渔民那里，渔民的家属不断纠缠应氏家族，要求让士兵回家。应梦卿的兄长再一次前往上海，说服了应梦卿，让渔民返回奉化。应梦卿成功地说服蒋介石让渔民们复员。由于大多数渔民不喜欢军队的纪律和缺乏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军队。[80]
奉化渔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参与，成为精英团体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借助地缘关系成功利用同乡渔民的一个例子。借用已结成的关系，借助曾经调解过渔业争端，开明精英们过去成功地利用地方防卫势力参与并保护对有限资源的索取，现在，他们为了军事行动成功地动员从家乡过来的渔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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