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晚清时期舟山渔场面临的捕捞压力加大，来自浙江和福建不同地区的地方移民组织纷纷确立起渔场的专有权以限制外人涉足。通过划分不同交易区内的公共资源，舟山渔场的移民组织将未加抑制的资源竞争引向最小化，将冲突引起的利益损失降至最小化。规制舟山渔业利用的制度与渔业移民社群的宗教仪式密切相关。乡土庙宇里受人膜拜的神灵被认为有能力庇佑渔民的安全，使渔民免于海洋灾害和风险。
随着晚清时期舟山渔场面临的捕捞压力加大，来自浙江和福建不同地区的地方移民组织纷纷确立起渔场的专有权以限制外人涉足。相似的组织策略也存在于中国城市中心的移民社区，这些社区的同乡会要求获得特定的市场交易区，并试图在市场的各交易区内对贸易行为进行管理。通过划分不同交易区内的公共资源，舟山渔场的移民组织将未加抑制的资源竞争引向最小化，将冲突引起的利益损失降至最小化。通过确保和平开发，这些地方形式下的法规防止了代价高昂的暴力发生。地方官员认可并支持这些安排，这是因为19世纪末地方官员逐渐依赖同乡会和他们的精英领导人，依赖他们征收税费和维持渔业中心的社会秩序。这些渔业中心通常处在偏远地区。
规制舟山渔业利用的制度与渔业移民社群的宗教仪式密切相关。乡土庙宇里受人膜拜的神灵被认为有能力庇佑渔民的安全，使渔民免于海洋灾害和风险。规章制度也和这些庙宇一样，通过协调渔场的使用，保障渔民在这个混乱无序、无法预知的世界里的集体利益。对于地方精英和官员来说，这些制度的安排将资源竞争引发的社会混乱降到最低。虽然规章制度有效地缓和了冲突，但是它并没有限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这些制度的安排，比如渔业社区的宗教仪式，更关心的是促进人类的福利而非保护海洋生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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