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在以捕捞业为中心的新兴集市里出售渔网和其他产品。晚清时期，舟山渔场的发展亦带来其他商业活动的同步扩张。沈家门的贸易在清朝海禁重开后不久便开始发展。渔民自己消费一些渔获，但出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嘉庆年间(1796—1820)早期，商人们开始从沈家门运送渔品到长江下游的各个港口，同时带回大米和大豆，以供出售。同治年间，一个集市在沈家门形成，摊点沿街遍布。[48]商人从浙江和福建沿海迁移至舟山，开展以满足渔业需求为中心的生意。这些商行输出鱼类产品，输入诸如大米、糖、衣料、豆饼、面粉和油等商品。[49]
在许多案例中，个体户筹资购买或租借船只、采购物资和雇用船员。在其他案例中，渔民结成伙伴关系，筹集本金，根据本金的份额分配盈利和损失。[50]无论渔民们如何组织生产，大多数渔船主的手头都没有可以用来负担所有开支的现金。[51]但是，渔民通过在渔港营业的渔行获得投资本金，如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的其他行业那样，渔行在初级生产者与商人之间协调较高层次的营销系统内的商业关系。[52]渔行扮演中间商的角色，他们司秤渔获，再将渔获倒手转给批发商。[53]就像《岱山镇志》所言，因为渔行以贷款的形式为生产者提供本金，舟山群岛的渔行也具备了“渔业银行”的性质。[54]从这一方面来看，渔行连接了许多高度无组织的生产单位，形成了舟山渔业网和贸易网，将自然资源转变为市场化的商品。[55]
大体而言，开办渔行的(像渔民一样)大都为外来人口。清代，岱山岛的东沙角渔港的大多数渔商是从镇海过来的旅居者，他们夏天来，冬日返。直至20世纪初，许多人方才在岱山长期居住。[56]每年春天，来自上海、乍浦、宁波、奉化和台州的其他渔行老板带着钱和物资，前往岱山岛借贷给渔船，并在鱼汛结束时返家。[57]20世纪，从福建崇武港口季节性地前往舟山旅居的中间商，在市场贩卖经由家乡渔船捕获的渔获。[58]
舟山渔场的商业周期烙上了海洋环境季节性波动的印记，这是因为鱼群是按照季节性的规律向岛屿洄游的。此时，小规模的渔业经营者面临着资本支出远远超出收入周期的问题。渔民只有在捕鱼之后，才能将货物出售。但是，对本金最急切的需要发生在鱼汛的开始阶段，那时还无法获得资金。下海之前，渔船和渔商一样，若没有钱将不得不去筹集。[59]对于舟山渔场的所有经营者来说，依赖信贷是克服环境和贸易周期性下滑的主要方法。没有适当的信贷制度的存在，海洋资源的商业性开发是不可能发生的。
适用于鱼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自然资源。在一份关于帝制晚期中国森林采伐的分析中，伊懋可(Mark Elvin)提到金融制度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伊懋可假设随着金融制度的出现，来自砍树、卖树和有利息投资的经济回报远远大于让树木生长从而获得的潜在增长价值。[60]这些条件形成了伊懋可所言的“现金是唯一的规则”，在这一规则中，不利用资源就等于“丧失收入”。[61]清朝时期，金融制度在刺激舟山海洋资源的开发。即使在略微不同的方式下，资本不足的渔业经营者也有机会实现生产。
舟山的渔行在每次鱼汛开始时贷款给渔船。因为渔船、渔网、食物和其他原料都要花费金钱，捕捞需要相当可观的资本投入，所以从同一个家乡来的渔民和渔行形成一种典型的“借贷与放贷”的关系。同乡关系弥补了大多数渔民几乎没有财产作为担保的问题。无论何种情形，海洋环境的不可预测性都使得借贷给渔船成为一种极端冒险的行为，一个歉收的渔季或是一个海难都可能导致渔民无法还债。[62]渔民与渔行之间的财务协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抵御风险的保障。贷款协议使渔民有义务将他们的渔获只卖给放贷给他们本金的那家渔行。如果渔民不能偿清欠债，渔行就会拥有下一个鱼汛的渔获专买权。[63]
实际上，许多渔行并没有借钱给渔民，而是以寄售的方式供应大米、渔网和其他物品。渔行前往宁波、上海和其他城市中心购买这些物资，然后再以借贷的方式出售给渔民。[64]渔行从渔获的价值中扣除债务的金额和物资的价格以及一系列佣金的8%—10%。[65]当渔民需要支付渔行对货物的加价时，他们从物资获取上获得便利。[66]
这种贷款供给系统使得渔行有可能成为渔船的客户，渔船为渔行提供稳定的渔获。[67]同时，与同乡渔行长期结成的关系减少了渔民在投售渔获和获取贷款时的困难。[68]除了为渔民获取本金和物资提供机会，渔行还帮助渔船完成运送渔货到市场这一耗时的任务。渔行通过在生产者与批发商之间扮演贸易中间人，亦将风险降到最低，因为渔民不用为他们的渔获寻觅买主。[69]与渔行做生意使得渔船能够尽快出售渔获和返回海洋，从而促进了海洋环境的开发。换句话说，劳动分工提高了鱼类开发的效率，给鱼类资源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有关舟山地区的渔行商贩的传记信息支撑了曼素恩(Susan Mann)的论点，即渔行在市场允许的情况下是一个可以随意进出的开放行业。[70]胡保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泗礁岛青沙港口最大的渔商，他的商人背景所提供的特殊细节，可以让人们对这些商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胡保全1862年出生于宁波，但是，大约在1870年，他和父母移居青沙。这一时间的青沙是一个几乎没有商业活动的遥远渔区。胡氏家族利用这一优势，在港口贩卖糕点和豆腐，并以此谋生。[71]鱼汛带来对这些食物需求的增长，对于无法在小渔船上生火烧饭的船员而言，糕点和豆腐是他们的主食。[72]在兴盛了几年后，胡氏家族在青沙开办了一间小豆腐店出售商品。(https://www.xing528.com)
1884年，胡保全从双亲那里继承了企业，并与妻子一同经营。胡保全的妻子拥有敏锐的商业触觉，她开始允许渔民家庭以信用的方式购物。大约这一时期，浙江沿海不断增多的张网渔民开始定居青沙。他们的到来对物资产生了更多需求。为了抓住这一机遇，胡保全和妻子决定转行。1895年，他们开办了源森渔行，在自家的房子里开设了他们最初的商店。为了满足渔民们的要求，胡保全从宁波、乍浦和其他港口购买了竹笋、大麻等物资。在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下，胡保全允许缺乏现金的渔民以借贷的方式购买这些物品。胡保全通过这样的方式，确保了他们可以获得渔获物资，进而吸引了大量的顾客。源森渔行的商业信誉远远超出了青沙的其他渔行，许多渔行由于缺乏本金或不能兑现债务而蒙受损失。随着源森商业的崛起，胡保全于20世纪30年代接连在舟山地区的宁波和其他渔港开办分行，渔民可以在所有网点将源森渔行签发的水票兑换成现金。[73]
开办一间渔行不需要经过大量的手续，对于一个渴望成功的企业家而言，要进入贸易领域，需要的仅仅是一间租借的房子，拥有一些旗帜(以资识别与渔行做生意的渔船)，一个算盘，还有一些雇工。[74]在岱山群岛，渔行与渔品加工厂维持着信贷的关系。这些关系给予渔行以本金，而渔行可以将本金转借给渔船。作为交换，渔行许诺就渔获量的供给与渔厂(加工者)达成一致。渔厂把渔品晒干和盐腌后运送给宁波和上海的批发商。其他渔行则自己简单地处理了渔品。在获得岱山岛加工的渔品后，宁波和上海的批发商将产品运送给杭州、绍兴、乍浦、温州和长江上游腹地的交易商。[75]
在其他的情形下，渔船将它们的渔获移交给冰鲜船，冰鲜船从近海渔场运送渔获给上海和宁波的批发商。冰鲜船所使用的冰块是冬天在宁波和舟山群岛的冰厂中依靠天然形成保存下来的。这一工作由农民以副业的形式完成。[76]冬天，制冰者淹没冰厂附近的场地，以获取冰块。一层厚厚的稻草隔绝层保护了冰厂里的冰块。1840年，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写道，依靠这种方法，中国的农民“以极少的开支建造他们的冰厂，以紧凑的模式填满冰厂，在炎热的夏季获得了丰盛的渔品时用冰块加以保存”。[77]
大多数冰鲜船几乎没有本金，他们依靠渔行和渔商的贷款从事生意。渔行总是与熟悉的冰鲜船做生意。在渔船进港之后，渔行的雇员到这些冰鲜船上司秤渔获。然后，渔船将渔品卸载放置在冰鲜船上，不上岸。一些冰鲜船在海上遇到渔船进行采购。大多数的冰鲜船不支付现金而是签发水票，标明渔船卖出渔品的数量和价格。回港之后，渔船则凭水票向渔行或钱庄兑回现金。[78]一旦商人投售渔获，他们就将资金转移到渔行的钱庄，然后那个钱庄再存放到特定的钱庄或商店里，渔民可以要求钱庄或商店支付渔获的费用。[79]近代，渔商将这些借贷活动精细化，渔商让渔民和冰鲜船携带账簿，渔船和冰鲜船在账簿上记录投售的渔获数，之后再盖上渔行的大印。然后，渔民和渔行在鱼汛结束后的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结账。[80]
冰鲜船从渔场获取渔获，再将渔获运送到市场，冰鲜船在使渔获保持良好的状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1]正如夏士德(G. R. G. Worcester)观察的那样，“冰鲜船相对现代;在捕捞渔获的过程中，因为竞争，渔船被迫航行至更远，所以必须找到保鲜渔品的方法，尤其是渔品要被运送到相对遥远的宁波和上海市场。因此，冰鲜船的职责是跟随渔船，购买渔获，并把层层冰块间的渔获带回目的地”。[82]
随着资源的竞争加剧，舟山群岛冰鲜船的数量成倍增加，这诱使渔民到更远的水域去冒险。[83]随着渔场逐渐远离海岸，渔行也会让冰鲜船跟着渔船进行运输补给，从而使渔民有可能在海上驻舶更长一段时间。[84]将冰鲜鱼运往市场的方法起到了分配网的作用，它连接了生产者和销售商，因此扩大了舟山渔场的市场规模。[85]早在1906年，上海冰鲜鱼市场就变得愈发繁荣，每天前往港口的冰鲜船都在增加。[86]
由于受到渔品腐败的威胁，冰鲜船不得不在到港后立刻卸载它们运送来的冰鲜鱼。因为露天的冰鲜船所具有的脆弱性，连同市场上鱼价的不断波动，导致冰鲜船有时等不及做成一笔买卖。[87]如果冰鲜船不能及时将渔获运往市场，或者不能获得一个合适的价格，渔行就无法看到收益。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渔行有时会破产，渔船则拿不到渔获的款项。[88]与此相反，运送装满咸鱼的船只与冰鲜船相比，面对的只是所赚数额的不确定性。[89]咸鱼比冰鲜鱼保存时间更长久些，但是咸鱼船不能像冰鲜船那样牟取暴利。咸鱼船常常会在冰鲜船离开后前往渔场，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剩下的鱼。[90]
为了使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渔行寻求以最低的价格向渔船购买渔获。渔行时常在称量渔获时通过压秤，并以低于市场价购买渔获的方式达到目的。[91]渔民在将渔获卖给渔行时并不知晓市场价，以至于渔行可以借此垄断利润。[92]当渔船获得贷款，渔行扣除相当于宁波金融市场上两倍的佣金，此举是为了将用于贸易的银两转换成服务于中国的货币银元。当计算出渔船付款的金额不足时，渔行就会扣下红利。这些不同形式的压榨带给渔行“六四行”的恶名。因为40%的渔获售价最终归入渔行收益，渔民仅仅获得60%。[93]渔船需要尽快卸载渔获，而与冰鲜船、渔行老板的争吵仅仅会耽误时间。[94]相比冒险而找不到任何买主，按照渔商的低价出售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正因如此，卖给渔行是渔民处理渔获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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