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渔场：内陆迁移和商业需求的推动下的渔业增长

舟山渔场以商业用途为目的的开发可追溯至12世纪。不断增加的需求出现在宋朝南迁后，舟山渔民从收集鱼类、贝壳动物和水生植物以满足自身所需到为了市场而生产。结果，岛上人口膨胀，渔民开始从海洋滩涂向沿岸渔场探险。南宋时期(1127—1279)，舟山大多数重要的商业化鱼类品种已经被开发。^[5]不过，只是在人口扩张和内陆迁移的模式对明清时期中国的环境产生影响，以及巨大的商业需求出现之后，渔船才开始扩张到更远的近海渔场。

晚近时期(1368—1911)，中国人口激增。尽管确切的数据还不存在，但是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中国人口从16世纪的1亿增长到17世纪初的2亿。几十年里自然灾害、内战、满族入关，将17世纪中期的人口减少了约40%。但是，一旦清朝恢复了和平和稳定，人口又继续扩张。到公元1700年，人口回升至1.5亿。人口主要的增长发生在18世纪，当时人口翻番达到3亿。至19世纪50年代，人口达到3.8亿。20世纪初，中国人口达到近5亿，在这之后，人口持续增长。^[6]在帝制晚期，向边疆地区的迁徙促进了人口增长。新大陆的农作物，比如红薯、玉米这些能够在以前尚未开垦的地域生长的作物，使得人口迁移活动成为可能。^[7]

图像1 传统渔船。资料来源:郑若增《筹海图编》

对于沿海家庭而言，捕鱼是将这种人口扩张成为可能的生计手段之一。在18世纪50年代，浙江北部的部分地区，如镇海，一个坐落在宁波府舟山群岛西南方的沿海小镇，当地居民开发高地，建造沟堤，将滩涂改造成农田。^[8]即使耕田的面积增加了，良田还是一直供不应求。小农家庭不得不参与副业以维持生活。^[9]因此，一些地方，如镇海，渔业为季节性捕鱼的家庭和那些全年都在捕鱼的家庭提供了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10]

除了渔业对沿海地区经济的重要性以外，中国的封建王朝对沿海渔业颇为忧虑，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渔民更有可能加入海盗团伙。整个明清时期，海盗经常劫掠沿海省份。^[11]海盗行为与捕鱼活动有许多共通之处——都需要相似的驾船技巧，都提供给中国沿海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12]因此，作为沿海地区主要政策的一部分，明朝和清朝早期的统治者严厉禁止近海捕鱼，以确保渔民不会和海盗勾结。另一方面，官员也意识到如果他们取缔了作为收入来源的捕鱼活动，贫穷的渔民将不得不投靠海盗团伙，并以此谋生。^[13]正因如此，清朝的地方政府选择了将渔民的捕鱼行为限制在近海区域。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官方的规定对渔船的规格进行严格的限制。在新船建造之前，渔船的主人必须向地方当局申请，除非船身大小在合理的尺寸范围内，否则地方当局不会签发许可。^[14]这些规定防止了渔民建造大型船舶以备长期出海，而只能待在海岸可及之处的较小型的渔船则更容易被官方监管。这样一来，渔船参加海盗活动或其他非法活动，如走私的可能性就不大。为了防止渔民前往离岸太远的地方冒险，官员还要监管每艘渔船的谷物和饮用水的供给，以确保它们不会超出规定的限制。船保甲的共同责任制要求十艘船为一组，相互担保出海后彼此的行为。^[15]历史学家欧阳宗书认为，官方限制渔业活动对保护鱼群繁殖产生了无意识的结果。^[16]

明清海防政策的颁布也保护了舟山群岛及其渔业免于受到人类开发的全面影响。14世纪末，明政府发布了一个严格的“迁海”政策，撤离的近海岛屿被认为是海盗港口。1644年以后，清朝仿效明朝先例禁止在岛屿上居住。^[17]因为禁止的范围包括舟山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清朝早期的岛屿一直对移民实施封禁。

这些禁令之下，渔业生产虽被禁止，但却没有完全中断。随着沿海渔村的人口扩张使近海渔场趋于饱和，渔场开始蔑视政府的禁令。^[18]尽管政府的渔业政策显得相当严格，但是，承担执法任务的地方官员却时常忽视它们。这是因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困难直接超出了清朝官僚机构的执行能力。地方官员时常允许渔民违反中央政府的渔业规定，以此换取多种非正式的费用。^[19]官员有充分的理由让渔民无视这些禁令，因为切断他们的这一利润来源将会导致地方性的贫穷和社会混乱。即使清政府于1661—1684年实施了大规模的迁界禁海，以平定忠于明朝的郑成功在台湾的叛乱，浙江沿海的渔船依然蔑视政府近海捕捞的禁令。17世纪80年代期间，官员注意到浙江镇海、象山、奉化县的穷人为了生计而利用海洋。春夏鱼汛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舟山水域，在岛屿上建造临时住所，处理渔获物。^[20]

清政府于1688年首次对舟山群岛移民解禁，虽然群岛中某些岛屿直到18世纪才被允许移居，但是浙江大陆地区的居民迫不及待地占领了这些可用的新兴岛屿。岛屿定居是一个波浪式的渐进过程。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截至19世纪中期，移民向外扩展到更小、更遥远的岛屿。乾隆年间(1736—1796)，移民开始从宁波附近的镇海、慈溪、鄞县和绍兴县属地区迁入岱山岛。^[21]镇海县，如18世纪50年代当地的地方志记载，许多沿海居民的船只轻巧且快捷，他们以渔为生。他们不畏艰险，经常前往偏远而人迹罕至的地方。^[22]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942)，英国于1840—1841年间占领了舟山群岛的定海港，但是这次入侵几乎没有对舟山群岛的迁移和渔业产业的增长造成干扰。事实上，通过将贸易港转变为新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已成为舟山渔品的一个重要市场。西方入侵间接地刺激了渔业生产的扩张。太平军(1851—1864)对宁波造成破坏时，浙江北部的居民安全撤离到岛屿上。叛乱后，随着人口密集的宁波、绍兴和浙江南部台州、温州地区渴望土地的农民迁移至舟山群岛，人口迁移持续进行。^[23]太平军的叛乱迫使许多富户前往上海寻求庇护，这也带来了新兴的地区大都市对渔业产品需求的增加。^[24]

19世纪下半叶，浙江沿海地区的渔户开始在近海岛屿长期居住。温州、台州和宁波的渔户一路向北抵达嵊泗列岛——舟山群岛的最北端，在江苏省边界线范围内。^[25]19世纪50年代以后，福建和浙江瑞安、鄞县的移民在群岛东边的外沿岛屿——中街山定居。^[26]大批的移民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定义为中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大区的边缘地区迁移到舟山群岛。^[27]这些沿海地区即使没有很多合适的农耕地，但它们被上天赋予了丰富的自然港口，从而使船运成为可以轻松获利的运输方式。^[28]

舟山地区的开拓类似于中国早期土地贫瘠的东南省份的棚民流动。从18世纪20年代起，棚民向长江流域的丘陵迁移，引起了广泛的滥垦滥伐。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浙江和江苏丘陵地区更多棚民的涌入导致了表层水土的长期流失。^[29]大批渔民和棚民来自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的人口稠密区。^[30]开垦高原地区和开发近海渔场是中国在自然资源压力加剧下的相应反应。每个例子都显示，生态变迁是因为移民前往了尚未开发的地区。棚民去了山地，渔民去了海边。就像因为滥垦滥伐和水土流失，开垦未开发的山地使生态毁灭一样，清朝时期增多的捕鱼活动对海洋渔场必然会有过分的要求。确实，岛上和海里的生态趋势有时候会相互作用。因人口向高原迁移引起的水土流失导致许多河流和湖泊淤塞。随着内陆水域消失，渔民转向有利可图的海洋渔场。^[31](www.xing528.com)

图像2 大捕网。江浙区重要旧式渔具图，1948年2月18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20-68b-9-17

浙江和福建的移居渔民从老家带来了更大和更高效的船只和工具，这使他们有可能将舟山的近海渔场作为目标。18世纪中期，象山港海岸的桐照和栖凤港口的大捕船(锚张网)开始在舟山水域捕鱼。这种固定的渔具特别适合岱山岛附近的浑水和激流。^[32]台州的临海、宁海和温岭县的渔民擅长使用小对船。捕鱼的方法是采用一艘船携带渔网，另一艘叫作喂船的渔船则负责指导渔业活动和运输供应物资。早在14世纪，鄞县的东钱湖渔民就发明了一种更大规格的船只，名曰“大对船”。大对船可以在更深的水域里捕鱼，同时可以在海里驻舶更长时间。17世纪末期，东钱湖的大对船开始进入舟山群岛。^[33]至于流网渔船，最初是由镇海县渔民引进的，每次可以出海十天至一个月不等。^[34]道光年间(1821—1850)，流网渔船在岱山附近的水域捕鱼，到了同治年间，流网渔船扩张到了江苏南部海岸附近的吕泗渔场。^[35]为了追求丰饶的鱼群，在拥有更大船只和更大渔网的条件下，渔民从内陆水域迁移到更遥远的海洋。^[36]19世纪90年代，一名美国的观察者指出，宁波地区的“冒险者”经常出海一百海里或航行至更远，以求到达一个中意的渔场。^[37]

图像3 对网图。江浙区重要旧式渔具图，1948年2月18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20-68b-9-17

浙江北部的渔民没有沦为如香港和广东地区社会底层的疍民一样的贱民，那些地区的疍民作为实质的贱民，生活在连家船上。^[38]在浙江和福建，捕鱼成为沿海家庭赖以谋生的多元化经济策略中的一部分。在东钱湖附近的贫瘠农用山坡上，家庭一年里有八个月时间是以大对船捕鱼来赚取大部分收入的。不过，东钱湖附近所有家庭在捕鱼的同时，也参与了商业、农业和其他陆上的经济工作。^[39]另一方面，鄞县所在的姜山村拥有充足的稻田。那里的家庭大多数时间参与农事，只有在春天乌贼出没的时候，有两个月的时间去打鱼。^[40]对于鄞县和奉化而言，生活水平相对舒适，那里的渔户通常拥有一套房子，有时候拥有一小块土地。^[41]总体而言，有限的可用史料给予人们的印象是:沿海渔村的生活水平仅仅比那些主要农业区的生活水平要低一些。^[42]

图像4 惠安、福建的商人。Meadville，PA: Keystone View Company，1928.美国国会图书馆影像部，LC-USZ62-110730

将这些地区的捕鱼人称为渔民(fishermen)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有的捕鱼人都是男的(men)，妇女不出海。但是，妇女们留下来照顾农田，料理家务，参与工作以支持捕鱼业。^[43]作为整个浙江北部家庭的典型，渔业家庭遵循着一种性别划分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妇女为了旅居在外的男性亲属而维系家庭。^[44]男性家庭成员一年中会有几个月在外。因此与农妇相比，渔民家庭的妇女享有更多的独立性。但是，她们需要肩负更为繁重的劳动责任。从晚清的两首散文诗可以一窥渔村的两性关系。第一首诗采用了妇女的口吻，她的丈夫为了鱼汛前往舟山群岛:

茫茫何处寄相思，海上扁舟载别离。但愿郎心如燕子，春去秋来莫愆期。

就像诗歌的作者指出的那样，渔商在农历三月前往岱山岛和衢山岛，在农历九月返家。第二首诗明确表示即使妇女不打鱼，她们在处理渔获方面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展得鳔胶五尺余，寄郎权作腹中书。平生一片缠绵意，绕遍长竿总不如。^[45]

作为家庭生产的一种手段，妇女通过编织渔网，也为捕捞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台州、镇海和舟山岛屿的渔村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分性别，都在忙碌地将麻纺成线和细绳，编织渔网，再经过水洗和染色。^[46]在台州地区，老妪和少妇编织和修补渔网。妇女从苎麻商人手里购买原材料，根据渔网的规格处理苎麻纤维和编织渔网。苎麻商则派出一些网贩在定期举办的集市日的天亮前，购买成品。^[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