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海洋渔场的生态趋势面临着许多困难。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鱼群数量的丰歉度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料的波动，例如环境变化和海洋事件，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人类的活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判定鱼类数量的变化是自然趋势演化的结果还是人类的捕鱼活动造成的。[20]在自然条件波动的背景下，人类对鱼群的开发呈现出一种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模式。[21]当一种具有潜在价值的鱼类资源被首次发现，人们着手加以开发，目睹其利益者也很快加入开发的队伍。太多的渔民追逐一种数量有限的鱼类，引起渔获量和利润的下滑。最终，渔获量超过鱼群补给的生物能力。利润甚至随着渔民为了一块稀缺的资源地展开竞争而下降得更加厉害。一旦渔场的产出利润不再充足，有能力者将他们的目光转向别处，其他人只能留下来打捞枯竭的渔场。如果不降低渔场的压力，资源最终将会丧失殆尽。[22]
警告显示，人类对鱼群捕捞数量不断提升的需求已影响鱼群繁衍的永续性，这些警告通常以两种迹象予以显示。第一，为了应对过度开发渔场而减少的利益，渔民更加努力地工作，转而求助于更为集约的捕鱼技术，同时为了维护和增加渔获量而不惜长途跋涉。旧的近海渔场衰落，渔民朝着远离海岸的更新、更多产的渔场迁移。从这个角度出发，远洋渔场的探索“确实是开发的一种方式，是面对过度捕捞的一种发展”[23]。第二，鱼群的平均尺寸和平均年龄都在缩减。随着捕鱼业大量采捕更成熟、尺寸更大的鱼群，捕捞的压力又等不到幼体鱼完全长大成熟，鱼类种群规模随着鱼群平均尺寸的逐步下降而下降。[24]
遗憾的是，有关20世纪50年代以前舟山渔场产量的可靠数据并不存在。所幸的是，与鱼类分布、丰度、大小相关的诸多变化可以在许多历史记录中找到。清朝和民国时期舟山群岛以及中国东南其他沿海地区的地方志都收录了大量与渔业相关的有价值的资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保存的地方报纸和经济文书也提供了关于渔业生产和渔场分布长期走向的丰富信息。另外，中国和日本的渔业专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针对舟山渔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这些资料在精确度和透明度方面虽然大为不同，但是通过阅读、参照彼此，根据渔业科学和生态学的理论文献，它们为研究过去舟山海洋生态系统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一系列同样复杂繁多的资料证明了人们是如何造成和应对这些环境改变的。除了地方志、档案文书、渔业调查，口述史集和田野调查发现的寺庙碑文亦为了解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重现舟山渔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因为这些不同的资料而成为可能。
注释
[1] 刘梦兰:《衢港渔灯》，《岱山镇志》20.6b。
[2] 关于中国当代环境议题的讨论，参见易名《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和史凡拉《中国的过去，中国的未来:能源，食物和环境》。
[3] 刘建国、贾德·戴蒙德:《全球化下的中国环境:中国与世界各地如何相互影响》，6-7。
[4] 鲍里斯·沃姆:《生物多样性丧失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5] 总体而言，中国消耗了大量的鱼。如同现在一样，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它的渔业总产量有可能世界最高，近代中国的平均鱼耗量比日本和欧洲海洋国家要低。但是，中国东南地区鱼类的消耗是全国平均数量的几倍。参见弗里德里克·西蒙《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食物》，337-338。
[6] W.杰弗里·博尔斯特:《海洋环境史中的机遇》。
[7]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30-3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6-8。
[8]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10-12。
[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83。
[10] 施拉格:《应对公共池塘资源困境的渔业制度》，250-251。(www.xing528.com)
[11] 加里·利贝卡普:《产权契约》，12-13，73，80;亚瑟·麦克沃伊:《渔民的问题:加利福尼亚渔业的生态和法律，1850-1980》，10-1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10;施拉格:《应对公共池塘资源困境的渔业制度》，250。
[12] David Feeny，Fikret Berkes，Bonnie J. McCay and James M. Acheso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Twenty Two Years Later”;亚瑟·麦克沃伊:《渔民的问题:加利福尼亚渔业的生态和法律，1850-1980》，226-22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6-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15。
[13]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5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16-19。
[14] 步瓯叶:《杀戮，市场和道义经济:18世纪中国关于财产权的暴力争端》，第三章。欲了解某个特别暴力的地方社会中引人注意的历史，参见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世纪的暴力史》。
[15] 濮德培:《耗尽土地:湖南政府与农民(1500—1850)》，23，167-170;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160-163。《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孟泽思在文献中列举了清朝时期一些森林可持续管理制度的例子，如皇家狩猎保护、寺庙林、公共林、种植水杉。然而，这些生动的例子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16] 步瓯叶:《杀戮，市场和道义经济:18世纪中国关于财产权的暴力争端》，215。
[17] 除了法律案件的和解，黄宗智主要担心的是他指出地方官员依赖与地方社会的合作是为了其他的作用，如收税、公共安全、饥荒救济、市政工程维护，见黄宗智《介于民间调解和官方审判之间:清代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288。
[18]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4。
[19] Ian Scoones，“Range Management Science and Policy:Politics，Polemics and pasture in Southern Africa”，51。
[20] 蒂姆·史密斯:《测量渔场:科学有效测定渔业规模，1855- 1955》。
[21] Simonj Jennings，Michael J. Kaiserj and John D. Reynolds，Marine Fisheries Ecology，272-73;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东西:20世纪世界环境史》，246-248。
[22] Simon Jennings，Michael J. kaiserj and John D. Reynolds，Marine Fisheries Ecology，9-11;也参见亚瑟·麦克沃伊《渔民的问题:加利福尼亚渔业的生态和法律，1850—1980》，6。
[23] D. H. Cushing，The Provident Sea，112。
[24] Edwin S. Iversen，Living Marine Resources: Their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247-248;Jeremy B. C. Jackson，et al. ，“Historical Overfishing and the Recent Collapse of Coastal Ecosystems”，635; Robert S. Steneck and James T. Carton，“Human Alterations of Marine Communities: Students Beware!”44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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