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舟山海洋环境的变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加速发展的商业化和人口的扩张，吸引了不断增长的中国人口向以前尚未开发的生态领域迁徙。迁徙的人口参与清理山坡和耕翻草地以用于农业，还有进入开放的海洋渔场，这些社会经济的趋势使“公共池塘”资源面临更大的开发压力，从而导致普遍的生态退化。而且，市场力量和人口压力造成自然资源不断减少，人们经常借助暴力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争夺问题，如森林、荒地、灌溉系统等。“公共池塘”资源的争夺因此助长了地方暴力，暴力出现在中国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许多地区。[14]
研究中国的环境历史学家已经强调了处理“公共池塘”资源工作的艰巨性和不确定性。最著名的是，濮德培和萧邦齐对清朝时期水土保持的地方研究，研究详述了开明的官员努力阻止私人入侵灌溉系统。然而即便是最有远见的官员介入也几乎没有可能阻止入侵，除非他们能在当地社会中跨越障碍去执行。商业贸易和人口的压力最终导致高阶官员不可能阻止非法堤坝的修筑和荒地开垦，而这些为未来的自然灾害埋下了隐患。[15]
清代，在努力解决因自然资源而引起的暴力冲突中，官方监督面临的障碍依然明显。考虑到负担过重、能力有限和人手不足，官员在面临矛盾冲突时“采用直接支持地方团体或维护他们的决定”[16]。这种官员与地区间的合作符合黄宗智在国家与社会间定义的“第三领域”。[17]但是历史学家过于关注清政府如何处理关于自然资源的暴力纠纷，而忽略了本地社群如何设法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本地人设计的制度安排在民国时代是如何演变留存的。而民国时代的政治环境与晚清是大相径庭的。(www.xing528.com)
考虑到这些问题，本书通过剖析私人和国家为控制这些“公共池塘”资源利益而形成的一系列争斗，考察了人们如何掌控以及出于什么目的掌控舟山渔场的问题。私人和国家依赖于哪些类型的制度以管理渔场的使用，在民国时期的不同条件下，出现在清代的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这些制度安排解决，哪些问题这些安排不能克服。这些制度的命运告诉我们晚清和近代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回答这些问题，是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过去的生态变化和解决当今的社会环境向我们挑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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