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英国都铎王朝君权强化的影响：财政视角

战争在欧洲近代国家权力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16世纪，战争成为欧洲各国的主题。^[61]在英国，战争因素对都铎君权的强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6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瓦解，英国传统的军事组织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此时，英国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战争形式的变化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都铎君主在战争压力下，一方面，要求议会批准征税，结果在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议会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没收修道院财产，在政治上摆脱了教会的束缚。都铎君主以战争为借口，通过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增强了在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权威，达到了强化君权的目的。本文以战争对都铎王朝的财政影响为视角，分析战争在强化英国都铎君权中的作用。

一

战争是君主在维持国家权力和强化君权过程中所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亚当·斯密指出：“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而此种义务的完成，又只有借助于兵力。”^[62]因此，君权的维持和强化又表现为军事力量的巩固和加强。

英国在中世纪时期的军事组织形式以骑士制度为基础。根据封建关系的规定，骑士要自备军事装备，这为君主在战争中节省了军事装备的巨额开支。同时由于没有常备军，又省去了在非战争期间维持军队的日常开支。因此，封建性质的军事组织形式为英国中世纪的国家财政减轻了压力。

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封建生产关系逐渐被商品货币关系所取代。中世纪末期，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良以及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传统的军事组织体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技术进步，制造业进步，必然会引起农耕上的种种改良，使得农民和城市的工人一样，没有闲暇。”^[63]农民和市民忙于自己的生计，临时征召兵源以组建军队作战的传统军事组织方式不得不发生变革。另外，由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瓦解，应征作战也不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总之，在都铎王朝时期，中世纪的战争组织形式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因此，都铎时期开始了军事革命，在火炮技术、战术组织等方面进步的基础上，由中世纪的战争开始转变为近代战争的形式。“在欧洲，军事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积蓄动力。”^[64]当时突出表现为常备军和雇佣军的出现和建立，“封建的军队不再存在了，新的军队开始由大批的雇佣兵编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使得雇佣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65]而常备军和雇佣军取代封建军队对国家财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变革后的军队“逐渐需要越来越大的费用。原来在平时在战时都无须君主支出任何费用的社会的兵力，随着社会进步的过程，初则在战时要君主出钱，后则在平时亦非君主出钱维持不可”^[66]。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直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统治者要建立军队，其短期策略是靠贷款；中期策略是攫取那些容易到手的财产；长期策略则是征税。因此，选择何种军事组织和战略对国家的性质有决定性的影响。”^[67]因此，瓦解中的封建军队和形成中的近代军队通过财政变革为国家权力的近代转变做了准备。

“君主的强大军事力量需要大量钱。君主只有得到钱才能够招募职业步兵，购买大炮和步枪，建造工事。这笔钱可以通过借债来得到……如果士兵拿不到钱，‘他们会吃人的’。毫无疑问，财政成为16世纪欧洲政府最关注的核心问题。君主同大臣之间的通信没有不谈钱的问题。钱是战争的原动力。战争开支比政府的任何其他事务开支都要大。”^[68]战争给都铎王朝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都铎君主在解决这一危机中所采取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客观上达到了强化君权的目的。

二

战争对英国都铎君权的强化主要是通过影响财政来实现的。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对英国君权从羸弱走向强大产生了积极影响。都铎时期以前，一直存在着“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全国性财政机制尚未建立。“英国的财政体系在亨利七世以前一直是非常虚弱的，并且影响了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和活动。”^[69]尽管如此，由于中世纪战争成本低、规模小等，战争不会给国家造成太大的财政负担。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军队人数增长迅速、武器成本高和战争频繁等，军费开支大大提高，“在近代，战争及准备战争这两件事体，占了一切大国必要费用的大部分。”^[70]

战争开支在都铎王朝时期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火药和大炮成为主要的战争武器，其造价昂贵。“武器造价昂贵，只有……拥有巨大税收来源的君主才能获得武器……政治权力的集中加速了。”^[71]其次，英国军队数量在16世纪增长迅速，“从16世纪50年代的20000 人到90年代增加到30000 人。”^[72]最后，都铎时期战争频繁。“从1491 到1500年，亨利七世卷入了同法国和苏格兰的两场战争，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小规模的叛乱。这期间的军费开支是107600 英镑。……1541 到1550年，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与法国和苏格兰分别发生了战争。从1539年第一次战争警报直至亨利八世去世，都铎政府总共花费了2134000 英镑，主要用于在英格兰、加来和若讷建造防御工事，海军和守卫布伦的开支，以及同苏格兰的战争。爱德华六世时期，1547 到1550年间增加军事开支1386000 英镑。16世纪的最后10年里，伊丽莎白在爱尔兰、法国和低地国家以及维护海军的军事开支达到4000000英镑。”^[73]

战争开支的增加为都铎君权的强化提供了契机。为了解决因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都铎君主把目光投向了议会和教会：一是通过议会征税，二是没收修道院财产。从对君权的影响来看，前者使君主有限地加强了对议会的控制，后者的结果是英国教会失去了经济基础，都铎君主彻底地掌控了英国教会，政治上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增强了在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权威。(www.xing528.com)

都铎君主凭借其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中的绝对权力，以战争为借口向议会提出的征税数额往往比战争实际开支要大，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君主在战争财政中的收益。都铎王朝建立之初，亨利七世在同法国的战争中，“一方面，从议会和教会那里得到了慷慨的批准，征收到48484 英镑的‘捐纳’（Benevolence），并得到许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年得到50000 法郎的‘年金’（Pension）。另一方面，1492年入侵法国时花费了48802 英镑。这两者的差额就是亨利七世的利润。”^[74]到了都铎王朝后期，战争收支差额进一步加大，“1585年同尼德兰的战争中，英国每年的战争开支是126000 英镑，年均财政收入250000 英镑。1600年在爱尔兰的战争，军费开支320000英镑，而年财政收入374000 英镑。”^[75]伊丽莎白在这两次战争中分别获利124000 英镑和54000 英镑。

君主以战争为借口向国民征税得到了商人和新贵族的支持，他们希望“税款在一个合理的数额内征收。商人支持税收根本上是因为在战争中强大起来的国家能够为他们进行海外贸易提供后盾。没有强大海军的支持，英国的商人就很难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76]。“1513年亨利八世出征法国，并且爆发了马刺战役，为此征收一种人头税。比率如下：公爵，10 马克，6 英镑，13 先令，4 便士；伯爵，4 英镑；男爵，2 英镑；每个骑士和资产达到800 英镑的成年人，30 先令；每个工资在40 先令以上的人，1 先令；年龄在15 岁及以上的人，4 便士。这次征税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77]

然而，议会批准征税的程序烦琐，周期长，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战争状态下的军费需求。特别是到了16世纪30年代，都铎王朝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由于爱尔兰的动乱和暴动，议会批准的补助金只能在很少的一些地区征收到。……财政收入减少很多的同时，对钱的需求又太大，以至于担心军队会因为没有钱而解散，甚至发生叛变。”^[78]都铎政府急需新的财源以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在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危机中，亨利八世把教会的财产收归己有，为都铎王室带来巨额财富。

英国修道院被解散以前，教会一直是中古英国最富有的群体，一般认为其拥有英国地产的1/3。“在1535年，英国拥有年收入在200 英镑以下的修道院就有372座，这其中还不包括威尔士的27 座。”^[79]从1536到1539年，克伦威尔实际主持了关闭所有年收入在200 英镑以下的修道院的工作；到了1539年底，议会颁布了关闭大修道院的法案。至此，教会的几乎所有财产归入亨利八世的名下。

为了管理解散修道院后纳入亨利八世名下的大量土地及其他财产，都铎王室还新设了专门的财政机构“增收法庭”。据统计，“从1536年到亨利八世统治结束，王室平均每年从修道院地产得到的收入是13 万英镑。”^[80]这笔收入成为都铎时期的一项重要财政来源，失去经济基础的英国教会处于都铎君权的控制之下。

三

“财政的本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81]英国财政在中世纪时期主要表现为封建制度的分配关系，而到了近代，特别是16世纪，受战争因素的影响，都铎君主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为强化君权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君主要赢得战争必须得到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层的支持，他们的支持是都铎王朝在战争期间增加税收的保障。按照规定，君主向国民征税必须要得到议会下院的批准。于是，通过在议会中对征税权以及税率等问题的争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工商业者和新贵族逐渐在国家权力层面取得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工商业者和新贵族开始成为都铎时期君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都铎君主以战争为借口征税，从财政收入与战争支出的差额中获利，为近代国家权力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和政治基础。

根据公共财政学理论，国防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全体公民付费而购买到的安全保障。都铎时期的商人、平民、教士和贵族等向君主纳税，其实就是一种购买安全保障的行为。16世纪正值洲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时期，英国商人在国内生产和海外贸易中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为其生产和销售提供保护。商人和新贵族等中间阶层的利益在受到战争因素的威胁时，对公共安全的需求非常强烈，将个人利益与国家的强大捆绑在一起，因此支持都铎君主以战争为目的的税收行为。于是，在战争因素的影响下，君权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财政税收实践中得以增强。

在解决因战争成本上升造成的财政困难中，都铎君主通过控制议会批准税收，解散修道院等财政手段，逐渐控制了议会，掌握英国教会，其政治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都铎王朝时期，君权仍然是受到限制的，而财政税收体系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君权的有限性。因此，都铎君权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君主制”或“君主专制”^[82]，而是一个处于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制衡条件下的具有双重性的君权，即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83]。

（原载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