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时期的税收政策与社会负担

对都铎王朝早期税收负担^[21]的研究是考量该时期君主同臣民特别是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者关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考察都铎王朝财政税收政策的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课税过重，极大地损害贵族、平民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则会激起民众对征税的反抗，进而威胁到都铎王朝的政治稳定。该时期的征税尽管引起了一些叛乱，但是并未威胁到都铎王朝的统治。从总体上看，都铎王朝早期的财政税收负担并不太重。

根据现代税负研究的理论，税收负担水平在现代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而在16世纪的英国，税收负担水平则表现为民众对征税的反应，其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就是因税收负担过重而引起的叛乱。税收负担是否合理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税收制度优劣的关键因素，更关系到政权的稳固与否。从都铎王朝早期税收负担的整体情况来看，当时的税收负担基本上处在民众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不会对都铎王朝的政权造成威胁。

虽然都铎王朝早期已经形成了对土地和财产的征税制度，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都铎王朝从来不对土地和动产同时征税，如果某纳税人同时拥有动产和土地，则以土地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税收负担。按照习惯对土地征税是指对来自土地、地租、年金或其他利润来源的收入征税。商品类征税的对象包括家具、牲畜，商人包括零售商的流动资金、借出的款项或是债务等，但是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谷物和个人衣物不在纳税范围内。

一般情况下，商品比土地缴纳更多的税。例如，根据1524年的规定，如果一个拥有价值2000 英镑商品的商人将1000 英镑投入到土地中，其租金为50 英镑，那么他将为剩余的1000 英镑商品纳税50 英镑，而土地则不需纳税（如果他不幸损失了这价值1000 英镑商品，只有50 英镑的土地收入，那么他只需缴纳2 英镑10 先令）。布里斯托尔的约翰·斯迈思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539年和1543年投资1100 英镑购买土地，1545年又投资920英镑，但是他一直以布里斯托尔商人的身份纳税。^[22]

尽管有一定的波动，都铎王朝早期的税率在总体上还是呈上升趋势的。1524—1525年价值20 英镑及以上商品的税率是5%（每1 英镑商品缴纳1先令），1535—1536年和1541—1542年补助金的税率是2.5%（每1 英镑商品缴纳6 便士），1543年价值10 英镑以上的商品的税率是3.33%（每1 英镑商品缴纳8 便士），1544—1545年对20 英镑以上的商品每1 英镑征收8便士。1545年批准的补助金规定，20 英镑及以上的商品，每价值1 英镑缴纳1 先令4 便士，税率为6.67%。^[23]

相比中世纪，都铎王朝早期的税收负担处于增长的趋势。以1/15 税和1/10 税为例，其税率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相对要低些：1294年和1322年为1/10 税，1295年为1/11 税和1/7 税，1297年为1/9 税。即使同16世纪初设定的税额相比，这也是比较低的。1522—1523年的贷款对于300 英镑以下的是10% ；300 英镑以上的是1/6，即税率为16.67% 。

虽然税率在上涨，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征税要求遭到了特别的反对，而且国王要求的数额也比较小，主要是针对那些能够拿出相应数额钱的富人”^[24]。从征税程序和数额上来看，亨利七世的征税比较温和、合理，不粗暴。征税数额往往限定在纳税人容易接受的范围以内。纳税的主体也主要是富裕阶层。因此从整体上看，都铎王朝早期的税负相对较轻。

都铎王朝早期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抗税事件。程度低的是民众的抱怨，更严重的是暴力反抗国王的征税官。1489年4月，亨利七世的征税人诺森伯兰郡伯爵被谋杀。起因是诺森伯兰郡伯爵在当年征收了补助金。这次补助金是议会批准资助亨利七世发动对法国的战争而征收的。

1497年底，汤顿（Taunton）被谋杀。他被亨利七世看作西部地区的税收机构。1485年到1547年，有记录的对征税官的袭击有11 次，集中在伦敦附近以及南部海岸地带。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未记录下来的案件，那就不得而知了。都铎王朝早期的征税人员在处理抗税事件时，往往采取强制措施，没收抗税人的财产。这种暴力手段遭到了民众反抗，地方不断出现因征税官暴力没收财产而引发的民众运动。^[25]

比谋杀征税官更严重的是大规模的叛乱。1497年发生的两次叛乱中，其中一次同税收有关。议会在这一年批准征收1 次补助金和2 次1/15 税和1/10 税，总计120 000 英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征收的都要多，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497年，人民开始反对征税。^[26]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税负加重进一步引发了叛乱。16世纪20年代，都铎王朝的税率相对从前并未有过高增长，但是征税次数的增多加重了臣民的负担。往往是臣民刚刚缴纳完甚至尚未完成一年的上缴任务，第二年的征税就已经开始了。就连亨利八世派到各地的征税官员都对1523 和1524年连续两年征缴补助金叫苦不迭。他们的报告称，许多纳税人抱怨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上缴补助金，其中有些人向我们交出了牛和其他牲畜。^[27]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税收变成了一件更加残酷的事，这是因为亨利八世为了同法国作战要求更多的税收。使事态更加恶化的原因是，亨利八世为了筹款，采取了最为残忍和不负责任的敛财手段，即降低货币成色。战争连同税收一起导致了都铎中期的叛乱。^[28](www.xing528.com)

16世纪20年代初，在征收“友善赐予”（Amicable Grant）的命令发布几个星期之后，贸易出现了普遍的暂停。来自剑桥郡的报告称，人们没有钱缴纳。即使他们提出以半价出售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也没有人能够买得起。在肯特，据说人们把牛和其他商品带到集市上出售，除非以非常低的折扣否则就很难卖掉。报告还说农民很难把牛和粮食卖掉来筹集地租。^[29]征收“友善赐予”比16世纪的任何一次征收都要困难得多。因此，16世纪20年代的征税产生了消极影响。征税减少了国内需求，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对呢绒商及其他商人征税使他们缩小了贸易活动的规模，进而造成了失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基本上所有的税收都产生了负面后果。

都铎王朝时期总共发生过4 次叛乱。第一次是亨利七世在1485年打败了理查三世，第二次是1525年反对“友善赠予”，第三次是1549年萨默赛特（Somerset）保护者的颠覆，第四次是1553年玛丽女王夺权。从时间上来看，这4 次叛乱中，有两次发生在都铎王朝早期。^[30]

并不是所有的税收都遭到反抗。由于1/15 税和1/10 税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税种，而且其税率长期固定不变，因此在征税中并未遭到反对。然而，都铎议会批准了一种新的税收形式，即补助金。这很容易让个人感到愤怒：在1489 和1497年，然后在1536年。引起民众愤怒的是补助金，而非1/15税和1/10 税。

除了征税遭到反抗以外，都铎王朝早期的贷款和捐赠也遭到了来自贷款对象的反抗。例如，斯塔夫（Stuffolk）公爵把伦敦的市民召集到他的城堡时，一位男爵对这个捐赠的合法性表示质疑后被关进监狱，直到耶稣受难日才被释放，还是从国王那里购买的自由。另外一个男爵瑞德拒绝缴税，他后来的遭遇阻止了其他人效仿他的抗税行为。例如，因为要保卫国家和他自己，瑞德不能贡献财富，国王认为他应该用生命为国家效力，于是瑞德被派到北方同苏格兰打仗，在埃弗斯（Evers）手下当兵；三个月后他就被关进了监狱，后来花巨款才赎买了自由。^[31]

从都铎王朝早期财富的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可以窥探到当时臣民的税收负担以及纳税能力。根据财富的地区差异划分，该时期的英国可以分为富裕的东南地区和贫穷的西北地区。这个格局一直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西米德兰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工业发展起来之后才被打破。

以每英里缴纳的税额为准。1515年到1522年期间，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是最富有的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伦敦的压力造成的。如果把伦敦包括进来的话，那么米德尔塞克斯郡在1515年仍是第一位的。肯特在1522年成为最富有的地区。伦敦早已经成了富有的城市。在1522年的贷款中，伦敦向亨利八世提供的贷款是诺福克和索福克两地的总和，相当于全国世俗财富的1/8，1523—1527年间上缴的税收是上缴税收排名第二的诺福克（Norwich）的10 倍。^[32]

从都铎王朝早期的财富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最重要的财富还是土地，那些土地经营状况好的地区往往也是对国家财政贡献大的地区。而那些后来在工业革命中兴起的地方在都铎王朝时期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还不大。

亨利克森（Henrician）的税收记录也显示出在每个郡都有一个倒金字塔形状的财富分配，从少数的富有的纳税人到大量穷人。在西区（West Riding），1546年大约有5000 名纳税人，其中有近一半人（46.3%）被估算的财富在5 英镑到9 英镑之间。斯密估计有10000 人具有免税权，他们在前一年里被估计拥有的商品价值低于5 英镑。都铎王朝时期财富分配不均还体现为地域性和社会性差异。1546年，约克的8000 人口中，具有纳税资格的纳税人只有355 人。在这些人中，最富有的23% 的人拥有全部纳税财产的55%。^[33]

从以上纳税人的规模以及资产较少的人在纳税人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在都铎王朝早期，大部分扮演纳税人角色的是资产雄厚的贵族。“总体来说，在15世纪末期以及16世纪初期的关键岁月，有产阶层支持而不是抵抗他们的政府。”^[34]由于政府制定的税率对穷人以及一般人还是有利的，所以总体上来讲，都铎王朝早期的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不是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