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与趋势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关注，是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两大动因。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遭受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危机让长期依赖中东廉价石油供应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阿拉伯世界石油武器的威力。在遭受沉重打击后，西方发达经济体逐渐认识到能源独立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能源安全的概念，并且建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以协调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能源政策，共同应对中东国家的石油冲击。为了寻求能源独立，巩固能源安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调整国内能源政策，千方百计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英国成立了能源部，以新的视角审视能源问题。1978年，美国《能源税收法》规定，在汽油中添加10%的乙醇。1979年，美国成立合成燃料集团，致力于煤炭气化和液化以替代石油进口[15]。此外，1973年石油危机也加速了国际能源体系的结构变化，促进了中东以外地区和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和生产活动，特别是北海和墨西哥湾等非中东国家和地区的石油生产。随着非中东国家油气产量的不断增长，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为了寻求能源自给，保障能源安全，西方国家将目光转向石油以外的能源资源，开启了能源转型的大门。这一时期法国大力发展核电，成为能源转型的典型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与石油危机一起推动了新一轮国际能源转型。1979年，除了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外，国际能源领域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其标志着气候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问题。1992年6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诞生，标志着气候变化由国际会议议题上升为国际公约，形成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此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持续发力，不断推进缔约方履行减排义务。(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政治的日益深入，世界各国先后将能源转型提上日程，第三次能源转型开始在国际社会中掀起浪潮。德国率先在2000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2004、2009、2012、2014年，德国多次对该法进行修订，调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2003年，英国发布《构建一个低碳社会》的能源白皮书，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7年，英国再次发布《迎接能源挑战》的能源白皮书，强调在保证稳定、清洁、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的条件下，调整能源结构，加大碳减排力度。在德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国的引领下，欧盟成为“全球发展可再生能源最早、力度最大、成就最突出的经济体”[16]。为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2007年，欧盟通过了《2020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计划至2020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消费达到其总能源消费的20%。2014年，欧盟颁布《2030气候能源政策框架》，计划至2030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增至27%[17]。2009年，美国颁布《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规定从2012年起，年发电量100万兆瓦时以上的电力供应商须有6%的电力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2020年这一比重将增至20%，各州在2020年电力供应中的15%以上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2015年，美国提出至2030年本国电力供应的20%要来自除水力发电外的可再生能源[18]。2015年，巴西宣布，到2030年该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将升至45%，其中，生物质能源比重将升至18%，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占总发电量的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