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出口优势的影响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逐渐从一个封闭经济体转型为贸易大国。自1979—2013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从0.82%上升11.76%^[5]，并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是中国发挥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张幼文，2005；吴福象、刘志彪，2009；Hanson，2012）。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实现了国外技术、资本等高级要素流入中国，与国内的低端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导致了国际生产在中国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巨大发展，这是中国贸易大国地位形成的主要机制（张幼文，2013）。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出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0—2013年，中国的年均工资水平从9 333元上升到51 474元，增长了5.5倍。^[6]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在2004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2013年，中国出口增速自2004年的35.4%降为7.9%。^[7]除去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中国出口增速的下降是否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针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出口其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当前依赖低劳动成本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的贸易发展模式是否仍具有可持续性？回答上述问题，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下未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要素禀赋论，对于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导致其出口下降。国外的经验研究结论也验证了这一观点。Golub和Edwards（2004）对南非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与出口的关系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1%，将导致南非出口在短期内下降约0.4%，而长期将下降2.5%；Abraham和Sasikumar（2011）基于Tobit模型的经验分析结果也表明，单位产出劳动成本降低将促使印度纺织服装企业出口增加。

然而，针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则存在较大差异。陈超和姚利民（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建立一元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对出口与消费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除印度外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主要竞争对手还将保持优势，中国对各贸易伙伴国单位劳动成本优势的增强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刘厚俊和王丹利（2011）结合劳动生产率考察制造业工资水平上升对中国FDI流入与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制造业工资水平上升对出口量并无显著负面影响。还有学者利用多个指标从多角度进行论证：丁平（2013）通过要素结构、TC指数以及对外投资的分析也认为“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并未丧失，低成本生产的空间依然存在；而王怀民（2009）则认为劳动力成本和商务成本上升已使我国东部地区在劳动密集产品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丧失。(www.xing528.com)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学者对中国各地区的数据进行了研究。陈其斐和楚明钦（2013）基于2000—2011年中国228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工资上涨不仅不会抑制出口还能促进出口贸易的扩张，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最强。徐强（2013）区分高收入、中收入以及低收入的不同区域，利用人均GDP构建的要素成本率指标对出口发展指标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只有高收入区自2007年开始的人均收入水平才对当年出口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石奇（2010）则是专门针对中国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制造业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工资上升对江苏和上海的出口存在正效应，但对浙江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针对中国的研究由对中国总体的考察到区分不同的区域进行分析，相关研究在不断向前推进，但已有文献尚有以下不足：第一，仅限于对中国所有贸易方式总出口的考察，未区分不同的贸易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事实上，要素成本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可以用贸易理论直接加以解释，而后者则与跨国投资与国际生产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区分贸易方式研究劳动成本上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极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第二，现有文献大部分主要采用了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忽视了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仅陈超和姚利民（2007）及刘厚俊和王丹利（2011）结合了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且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在比较中国与周边主要发展中国家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基础上，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整体样本与地区分样本进行回归，比较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优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