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模型构建
以IF/IH表示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的收益比,对第3.3节式(3.8)两边取对数,得到要素流出国与流入国收益比的表达式:
将式(4.1)进一步写成更为具体的可用于估计的计量模型:
式(4.2)左边ln(IF/IH)it代表要素流出国与流入国的收益份额比的对数值;ln(φF/φH)it表示要素流入国拥有的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数量比的对数,ln(F/H)it为要素实际投入比的对数;等式右边μi与νt分别为个体效应与时期效应,对应式(4.1)中的ln(1-π)/π,εit为随机误差项。
2.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书选取的样本为40个国家(地区)16年的面板数据,具体包括1996—2011年美国跨国公司在40个国家(地区)设立的海外分支机构相关数据以及该40个东道国(地区)的要素禀赋数据。个别缺失数据利用EM法补充,每个国家(地区)均有16年的完整数据。根据UNCTAD的划分,40个国家(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地区)为15个,发达国家(地区)为24个,转型国家(地区)为1个,基本覆盖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地区(见表4.5)。主要变量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见表4.6、表4.7。
被解释变量ln(IF/IH)是要素流出国与要素流入国收益比的自然对数值,该变量指标度量了直接投资收益的国家间差异,即反映了要素流出国与要素流入国之间收益的差异:其与要素流入国收益呈单调递减关系,与要素流出国收益呈单调递增关系。主要数据来源为OECD数据库、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其中,要素流出国收益为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税后营业盈余与每年固定资产折旧的总和。税后营业盈余为企业营业盈余扣除企业所得税获得,各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来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固定资产折旧采用扣除法,以增加值扣除营业盈余、劳动报酬以及生产税净额获得。要素流入国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劳动者报酬,二是政府税收收入,前者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后者由生产税净额与企业所得税两部分构成,生产税净额缺乏直接数据来源,本书利用各国美资公司创造的增加值乘以世界银行的各国产品和服务税收占增加值比率获得[6],企业所得税则利用各国美资企业的营业盈余乘以各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获得。(www.xing528.com)
表4.5 样本国家(地区)分类
表4.6 主要变量数据来源
表4.7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描述
ln(φF/φH)是各要素流入国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相对数量的对数值,该指标度量了要素流入国的高级要素相对初级要素的稀缺性,是本书的核心解释变量。高级要素包括技术、高端人才、资本及由资本衍生出来的品牌、管理和国际营销渠道等,本研究考虑利用劳均资本与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反映各国高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劳均资本指标参照Hall和Jones(1999)中的永续盘存法,利用各国历年资本形成额计算得到;折旧假定采用线性折旧法,本书假定6%折旧率,这也是Young(2000)以及Hall和Jones(1999)的研究中采用的通用折旧率。历年固定资本形成额与总劳动力数量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数据以2005年不变美元计价。由于劳均资本与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两个指标之间相关系数达到0.74,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书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将二者综合成指数,并经过极差变换后取倒数,从而得到高级要素稀缺性指数,各国历年排名与指数值详见书末附表2。对该指数取对数值作为解释变量,该指数值越高,意味着高级要素相对越稀缺,反之,该指数值越低,则高级要素稀缺程度也越低。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东道国高级要素越稀缺,则要素流出国与流入国相比溢价能力更强,从而收益越高,要素流出国与流入国收益比值也越大。因此,该变量的系数值应为正,即东道国流动性强的高级要素越稀缺[ln(φF/φH)越高],则要素流出国获取的相对收益就越高;东道国高级要素越丰裕[ln(φF/φH)越低],则要素流出国的相对收益就越低。
ln(F/H)是实际投入的外国要素与东道国要素数量比的对数值,该指标反映了直接投资中,投资国与东道国实际投入的要素相对数量。指标利用历年美国在当地的FDI存量除以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雇员数而得。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本书将FDI存量数据调整为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从前文理论推导的结论看,投入要素数量相对越多,则该国获取的要素收益也将相应增加,因此,该变量的系数应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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