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要素收益分配主体的国别属性，利用美国对全球40个国家（地区）设立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数据，可以实现对直接投资生产创造的增加值在要素流入国与要素流出国之间进行分割。
美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取的收益即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收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营业盈余扣除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余额，另一部分为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折旧由于缺乏各国美资企业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存量数据，本书利用增加值扣除营业盈余、劳动报酬以及生产税净额之后获得。40个要素流入国或地区（东道国）从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中获取的收益主要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贡献的劳动者报酬以及政府税收。政府税收由生产税净额与企业所得税构成，由于缺乏各国（地区）的美资公司实际缴纳的税收数据，本书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推算。生产税净额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缴纳的各项税收与费用扣除生产补贴后的净额，包括营业税及增值税在内的各项税收和费用。本书利用各国（地区）美资公司创造的增加值乘以世界银行的各国（地区）产品和服务税收占增加值比率获得。[2]企业所得税可以利用各国（地区）美资企业的营业盈余乘以各国（地区）企业所得税税率获得。[3]经过以上的数据处理可以得到美国1995—2011年间对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制造业直接投资中，各要素流入国或地区获取的收益占增加值的比重（见表4.2）。
表4.2表明，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0个国家（地区）中，收入水平越高的要素流入国（地区）在增加值中分配到的收益比重也相应越高。1995年，挪威、瑞典以及丹麦等发达国家（地区）获取的收益比重均高于80%，而当年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印度在与美国进行的合作生产中仅获得34.34%的收益；从2011年来看，发达国家瑞典作为东道国获取的收益占其美资企业创造的总增加值比重为89.87%，而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却仅获得23.02%，前者获取的收益是后者的近4倍。区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地区）群体后可以更为清晰地反映出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地区）获得的收益占比也越高。
1995—2011年间，高等收入国家（地区）获取的收益比重平均水平也高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1995年，高等收入国家（地区）获取的收益比重为66.00%，而中下等收入国家（地区）的平均收益水平为44.47%，仅相当于高等收入国家（地区）收益的约三分之二，至2011年，两个国家（地区）群体的平均收益比重仍相差21.53个百分比。
利用散点图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出要素流入国（地区）收益比重与其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选取表4.2中1995—2011年间每五年要素流入国（地区）收益占比指标，结合当年各国（地区）的人均GNI数据形成散点图（如图4.2至图4.5所示）。各主要年份两类指标散点图拟合的回归线均向右上方延伸，表明人均GNI越高，要素流入国（地区）收益占比越大，即人均GNI与要素流入国（地区）收益占比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利用各国（地区）1995—2011年人均GNI均值与收益占比平均值形成的散点图（见图4.6），同样可以证明两类指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图4.2 1995年人均GNI与各国（地区）收益比散点图
注：各要素流入国（地区）收益占比数据为本书计算整理获得，人均GNI指标来自UNCTAD，下图4.3至图4.6同。
图4.3 2000年人均GNI与各国（地区）收益占比散点图
图4.4 2005年人均GNI与各国（地区）收益比散点图
图4.5 2010年人均GNI与各国（地区）收益占比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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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1995—2011年历年平均收入水平与各国（地区）平均收益占比散点图
更值得注意的是，1995—2011年间，不同收入水平的要素流入国（地区）其收益比重的时间变化趋势也有所差异。如图4.7所示，17年间，高等收入国家与地区及中下等收入国家与地区作为要素流入国（地区）获取的收益占比存在下降趋势，而中上等收入国家与地区的收益比重则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1995年高等收入国家（地区）和中下等收入国家（地区）收益比重平均水平分别为66.20%和44.43%，至2011年分别下降为57.14%和40.01%，降幅分别达到13.69%和10.03%，而中上等收入国家与地区的收益比重则在2004年到达低点44.59%之后，2011年上升为49.13%，2004—2011年增幅达到10.19%。从中上等收入国家与地区的具体构成来看（见表4.2），以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尤其是中国、巴西、南非、俄罗斯以及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4]这些国家（地区）既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地区），同时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地区）中的主要引资国（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与转型的过程中，其国（地区）内资本、技术、人才、品牌以及管理等高级要素的相对供给量也随之增长，高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也有所下降，从而来自外国（地区）的高级要素所有者从对这类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中获取的收益比重也将下降，这类国家（地区）作为要素流入国（地区）的收益比重也随之上升。而中下等收入国家（地区）群体中，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其国（地区）内高级要素增长速度相对有限，高级生产要素稀缺性没有得到缓解，其他地区高级要素在这些国家（地区）能够获取的收益也更高，对这些国家（地区）在国际跨国生产合作中的收益造成了不利影响。以技术与人才要素为例，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2009年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分别仅为159.93、89.9和78.28，与主要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地区）相比明显偏低，仅分别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5.01%、8.44%、7.35%以及中国的18.75%、10.54%、9.18%（见图4.8）。
图4.7 1995—2011年不同国家（地区）群体收益占比的时间变化趋势
注：为避免数据异常，在计算该年高等收入国家（地区）及中上等收入国家（地区）平均收益时，俄罗斯与卢森堡两国数据不在统计之内。
图4.8 2010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量
注：菲律宾为2007年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指数。
更一般意义上的数据同样表现出不同收入水平要素流入国（地区）的收益差异。不限定投资来源国（地区）的要素流入国（地区）收益占增加值比重数据同样（见表4.3）表明，高收入国家（地区）作为要素流入国（地区）的收益比重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地区），从历年各国（地区）收入水平与收益比重的相关系数看（如图4.9所示），均高于0.55，13年间有一半以上年份高于0.7，最高2006年达到0.82，说明两类指标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5]不同收入水平的要素流入国（地区）因要素稀缺性差异而获取的收益占比确实存在不同。
表4.3 不区分来源地的要素流入国（地区）收益占比（%）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其他国家数据来自欧盟统计数据库。
图4.9 1999—2011年各国（地区）收入水平与收益比重的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表4.3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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