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的实证研究

Chenery（1962）的“两缺口模型”强调外资能够为东道国弥补“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而Romer（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则从技术扩散效应等角度强调了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然而，针对直接投资收益的实证研究的结论却并不一致，侧面反映出直接投资中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收益并不平衡。

大量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FDI能够为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就业以及技术溢出等间接收益：Hsiao（2006）与Tiwari（2011）利用亚洲国家的跨国数据以及Bhandari等（2007）针对东欧国家的研究都表明FDI流入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Caves（1974）针对澳大利亚，Globerman（1979）针对加拿大，Blomstrom和Persson（1983），Blomstrom（1986）及Kokko（1994）针对墨西哥，Blomstrom和Sjoholm（1999）针对印度尼西亚等一系列研究也发现外资企业与其进入的东道国产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正向联系；Ernst（2005）针对阿根廷、巴西与墨西哥，Craigwell（2006）针对加勒比地区，Lee和Hu（2011）针对韩国及Mpanju（2012）关于坦桑尼亚的研究则证明了FDI对促进东道国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但是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FDI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生产率并未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

Haddad和Harrison（1993）利用摩洛哥的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外资流入对本地企业的生产率具有微弱的负向作用；Aitken和Harrison（1999）利用1976—1989年委内瑞拉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也表明，本地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与该部门外资的出现呈现负相关，据他们测算，外资企业就业贡献度为50%的产业部门的本地企业生产率比没有外资企业的部门中本地企业生产率平均低13%；Konings（200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国家的本地企业的抑制和挤出效应大于技术转移对本地企业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对波兰本地企业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既没有产生挤出也没有产生溢出；Chakraborty和Basu（2002）利用误差修正模型甚至发现，印度GDP的上升并不是由FDI的上升所导致，印度GDP和FDI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是从GDP到FDI；Faras和Ghali（2009）针对海湾国家的分析证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统计显著但作用却很微弱。

还有文献研究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的促进作用由于东道国自身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Blomström（199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取决于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具体包括当地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差异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Alfaro等（2006）发现，金融发展较好的国家FDI的正向作用三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Wijeweera等（2010）的研究表明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仅在拥有高技术劳动力的情况下才存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外资流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地区差异（谢建国，2006），依赖于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张建华、欧阳轶雯，2003）和要素市场发展水平（赵奇伟、张诚，2007）。这些研究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并非每个引进外资的国家都能从中获益，FDI的收益可能存在国家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