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收益与国际差异的理论研究

国外关于直接投资收益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分析要素流动对贸易均衡及福利的影响。

Mundell（1957）最早利用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替代关系，该模型同时也反映出资本流入国需要支付给流出国一部分资本收益，涉及了投资收益分配的问题，但是并未做进一步分析；Macdougall（1960）基于完全竞争和单个部门经济的研究证明了资本流入将降低东道国租金水平，提高劳动边际产品和工资，从而创造福利收益，而东道国将支付资本租金给投资国。该模型在Kemp（1966）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在假设一个两国模型，资本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的前提下，当存在资本的自由流动时，两国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倾向于均等。研究还发现，直接投资发生后，投资国的产出下降而国民收益却没有受损，这是因为长期中投资国从其海外投资中获取了更多收益。

巴格瓦蒂（Bhagwati）的一系列文献针对外国要素流入后的国民福利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Bhagwati和Tironi（1980）的2×2×2模型在假定劳动力要素为本国所有，资本要素为外国所有的前提下，分析了外国资本流入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的影响；Bhagwati和Brecher（1980）及Brecher和Bhagwati（1981）放松了劳动力和资本完全被本国与外国分别所有的假设，给出了存在外国资本流入情况下流入国福利受损的条件，并指出在外国要素流入下转移支付、经济增长以及征收关税将引起一国的福利损失，尽管在没有要素流入时它们可能不影响国民福利。Bhagwati等（1987：127—138）也分析了要素流动的福利效应，但是针对的是要素流出国而不是要素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的收益差异。这些文献的基本前提是外国要素收益在东道国消费，且依然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之下进行，假设不存在任何垄断势力。

Wong（1995）的研究集中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以及差异化产品等条件下，要素流动与贸易的关系以及福利影响，他的分析将新古典贸易理论与不完全竞争模型联系在一起，证明了在H—O理论的两种商品、两种不可流动要素的假设和允许资本国际流动的前提下，要素禀赋论的大多数核心定理都有效。他的研究也表明在技术不同的条件下，情况要复杂得多。以两国的价格比定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不再一成不变，在资本流动下，它们依赖于资本流动的方向和水平。比较优势的逆转和绝对优势向比较优势的转换是完全可能的。

Norman和Venables（1995）同样考察了要素流动下的贸易均衡，该文献假定商品是可贸易的，同时存在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分别研究了没有贸易、只有商品贸易、只有要素流动以及既存在要素流动又存在商品贸易四种均衡情况下关于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的均衡条件。(www.xing528.com)

Razin、Mody和Sadka（2002）的研究证明东道国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利益与FDI投资者之间的竞争程度密切相关，投资者完全竞争情况下，投资利益均由东道国获得，仅有一个投资者时情况则正好相反。

国内学者关于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的理论研究角度更为多样。张幼文（2002，2003，2005）认为“要素稀缺性决定了全球化经济利益分配”，并指出“发达国家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结合，谁获得的收益更大，由于两种不同要素难以直接进行比较，但是要素的稀缺性决定要素收益的规律在这里必然会起作用”，“发达国家拥有主要稀缺要素，因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李晓钟和张小蒂（2006）针对中国从外资经济中的获利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从中获取的静态利益与动态利益均十分有限。

钱学锋和梁琦（2007）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则证明，一国的国民收入取决于该国的要素禀赋存量，而与资本流入的多少无关，即FDI对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没有影响。该文献指出“对GDP的片面迷信使人们忽略了资本收益大多被汇回其母国的事实”。钱学锋（2007）基于空间经济学模型对FDI与东道国国民收入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外资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条件是外资与本土企业建立紧密的垂直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