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宜居性评价问题

(一)国外关于宜居性评价的研究

国外学者是从城市规划学开启对人居环境的探究的,宜居性评价研究的侧重点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评价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凡妮莎·蒂默总结了大温哥华地区宜居性规划的优劣,得出宜居性的评价指标应包括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绿化景观的平衡、居民对规划的灵活应变能力以及居民对城市发展的参与度等[16]。韦斯利·马歇尔在探讨社区宜居性的概念时,着重关注了交通便利性,构建的评价指标框架将可持续性和宜居性目标与交通便捷等宜居性指标联系了起来[17]。

第二类是注重客观情况与主观意见相结合,分别求得客观评价结果与主观评价结果,并进行比较分析。吉迪恩·奥穆塔将客观条件和居民主观意见结合起来,从住房条件、基础公共设施、居民就业、教育水平、经济水平、负面事件六个方面,对尼日利亚首都的社区宜居性进行了综合评价[18]。

第三类是侧重应用GIS等相关技术,重点研究某领域数据,以作为专业评价依据。例如,费尔南多·费雷拉等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城市房地产仍然是投资者的优先选择。在这种背景下,费尔南多·费雷拉等开发了一个基于知识的决策支持系统,将地理认知技术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进行了评价体系的创建[19]。阿德南·皮纳尔等运用GIS相关理论及方法,采用高程、坡度、地质、植被等指标数据构建起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之后分析评价了土耳其埃尔代姆利地区人们的居住环境质量[20]。亚历克斯·弗林登等引入了夜间热红外辐射干扰这项新的技术,进行了人居环境遥感的调查和研究[21]。

(二)国内关于宜居性评价的研究

国内宜居性评价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小型城市及村镇相对较少,还有一部分是针对有一定特色的小范围区域的宜居性评价研究。

1.大中型城市的宜居性评价

一些学者主要从城市的客观标准和数据出发,对城市进行宜居性评价。例如,吕亚平以杭州市为研究对象,立足中外人居环境理论,根据以人为本等指标构建原则,参照“中国人居环境奖”评价指标,综合考虑杭州的区域特征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因素,构建出杭州市人居环境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其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涵盖经济、自然生态、社会三大方面。为了减少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他采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22]。沙爽研究了宜居城市相关理论,主要着眼于城市的经济水平、环境情况、生活质量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郑州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对郑州的宜居性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提高郑州宜居水平的对策[23]。尹志强扩大了研究范围,以江苏省十三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客观角度搜集数据进行研究,在分析了大量文献理论和江苏省宜居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学者建立的宜居城市评价体系,构建了江苏省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其构建的评价体系一级指标包括居住便捷度、经济富裕度、社会保障度、环境优美度、文化丰富度五个方面[24]。

一些学者则认为,城市的宜居程度主要取决于感受宜居性的主体——城市居民。来东槟认为,城市的宜居性主要应当由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来反映,因此他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西安市居民的城市宜居性满意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构建的城市宜居性评价一级指标包括社会纽带、文化认知、商业机会、城市归属等七个方面[25]。巨继龙亦认为,一个城市是否宜居的依据主要源于每个城市居民的切身感受,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问卷调查,从居住安全度、设施完善度等六个和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一级指标出发,从市区、分区以及片区三个层面,采用层次分析法、空间插值法和聚类分析法,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城市宜居性评价及城市的空间特征分析,为兰州市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26]。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综合考虑了城市客观情况和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李小英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宜居性评价指标,应用统计分析法和专家赋权得到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综合了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以统计数据为客观评价的依据,以社会调查结果为居民主观评价的依据,最后利用GIS等软件,将所得数据全部转换为栅格数据,得出了兰州市宜居性的空间分布[27]。陈铭以长沙宜居性建设为例,根据相关研究构建宜居城市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相关调研总结与空间布局分析,进行客观定量数据分析与主观定性分析,通过综合评价得出长沙宜居性建设的优势与不足[28]。

2.村镇层面的宜居性评价(www.xing528.com)

在村镇层面的宜居性评价,大部分学者更注重村镇居住对象的主观感受,将客观和主观结合起来构建更为全面的评价体系,部分学者以调研数据为基础对村镇进行宜居性评价。

李培章在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宜居城镇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小城镇的差距、阶段性与发展基础情况,综合客观数据和主观评价,采用专家调查法建立了“宜居小城镇科学评价指标体系”,从宏观到微观为城镇层面的宜居性评价建立了一个涵盖各个角度的指导框架[29]。齐志娟主要采用社会问卷调查法和资料查阅法,构建了临漳县小城镇的人居环境宜居性主客观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人文环境、服务设施五个主观方面,以及生态环境、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生活舒适四个客观方面,最终得出临漳县人居环境总体宜居水平一般的结论,并进一步寻找影响人居环境质量的因素[30]。龚晓雪立足于安徽省小城镇人居环境的现状,构建了人居环境评价的主观体系和客观体系。在案例试评价的过程中,她分别从两个体系进行独立的计算和评价,得出了各自的评价结果。最后应用模糊综合评判得到评价结果[31]。

李继涛在对以往城镇人居环境建设发展进行问题总结的基础上,采用了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线性权重方法构造人居环境的评价系统。他将调研数据整理分析后,根据调查对象存在的问题和评价结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32]。刘子翼提出用小城镇宜居性及其功能协调度两个大类来评判小城镇宜居性的发展质量,通过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构建北京市小城镇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33]。

3.其他层面的宜居性评价

国内除城市和村镇之外的其他层面的宜居性评价研究对象,大多数聚焦于有一定特色的小范围区域,如老年公寓、老工业搬迁区、传统民居等。

研究老年公寓的代表性学者有许圆。许圆立足于老年人的切实需求,从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三个角度出发,构建了包括生活设施、生活服务、环境设施、社交出行和健康安全五个基准层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专家打分和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建立了评价体系[34]。

研究老工业搬迁区社区宜居性的代表性学者有王梅。王梅立足于老工业搬迁区宜居社区的评估方向,以人类需求层次等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评价指标,构建出老工业搬迁区宜居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35]。

研究传统民居宜居性的代表性学者有苏瑞琪和杨斯奇。苏瑞琪通过对东北三省部分传统村落的传统民居进行实地调查,结合相关文献和规范,归纳出东北传统村落民居宜居性的影响因素,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AHP法结合,建立了东北区域传统民居宜居性的指标体系[36]。杨斯奇在剖析传统村落宜居性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当前传统村落宜居性的建设现状,类比其他类型的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传统村落自身的特征,从自然环境等五个方面建立了传统村落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37]。

研究城市居住区宜居性的代表性学者有刘慧和王思瑶。刘慧聚焦“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对以往文献中高频一级指标——建筑与规划、公共设施、安全性、生态园林、交通出行、社区文化等评价内容进行了研究。立足于安徽省合肥市居住区的环境建设现状,对居民进行社会调查,归纳出居民对居住区相关宜居性的综合评价;同时研究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区位的评价结果的差异[38]。王思瑶在总结前人构建的评价体系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分层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由建筑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绿化环境和交通环境四个大类构成一级指标,并采用主观评价法与实地调研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太原市城市居住区中九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区进行了实证分析[39]。

苏宇鹏将山区易地扶贫安置点的选取问题与人居环境评价相结合,借助SPPS统计、GIS、ENVI等软件和技术,立足于泸水市特殊环境的实际情况,从客观条件角度出发,选取了地形地质、生态安全、土地资源和区位发展条件四个一级指标,构建了泸水市易地扶贫安置点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方法体系[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