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比较优势的转变：技术与结构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根据1909年到1949年的美国经济资料，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对实质GNP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其中，87.5%是基于技术进步的。熊彼特理论的核心是技术革新，他认为技术革新才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技术革新若停滞，则经济发展就钝化。产业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迁反映了经济社会面貌的变化。一国的经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可以看作是其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变迁自然能从贸易结构上反映出来。经济发展迟滞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出口初级产品而进口大量的工业制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了的国家开始出口轻工业产品。进而重工业得到发展后，出口结构才迅速转向重工业方面。这样的出口结构的变化又反过来改变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启动和维持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归根到底都依赖于或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科技和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传播和转化为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通过利用外资、吸收外资的“技术溢出”效益、“边干边学”来分享国际的技术无疑是一种成本最低廉的方式。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开放条件下，一国或地区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技术外溢”“研发投入”与“干中学”等方式。出口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中学习”和“自我选择”。出口学习效应又体现在：其一，通过出口贸易竞争，在与国外企业的商品竞争中能够加速国内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从而带动一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其二，一国出口企业为了占领国外市场，赢得国外消费者的青睐，会更加积极主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设备更新等。

新要素理论提出技术、人力资源均为生产要素，由于这些新要素都参与了一国商品比较优势的决定，所以都是外贸商品结构优化的基础。根据贝克尔的研究，人力资源存量对人力资源投资具有正效应，故而人力资源也是内生的。内生的增长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其具备比较优势。可以在要素禀赋结构等天然的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内生的被创造或培育出来。伴随着这种比较优势高级化的过程，一国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外贸商品结构将不断优化，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走向集约。

自主创新是转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活力源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较少，比较依赖贴牌生产，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等的企业少之又少。不管是通过技术进口来消化吸收，还是通过加大研发力度实现自主创新，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近年我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企业虽已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但还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结构调整是外贸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技术进步调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国内经济刚刚融入国际分工，产业结构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聚集，并且收敛于比较优势的技术上边界产业，这是资源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流动的结果，符合帕累托改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此启动。国内产业聚集的过程中，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干中学技术进步速度更快，在实现专业化生产上边界比较优势产品时，比较优势基本已经转化成为绝对优势。在第二阶段，优势产业的技术水平向技术上限逼近，技术进步速度开始放缓，产业升级也相对迟缓。施创新驱动，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当代国际市场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长期以来，我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依赖数量、价格比较优势，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附加价值低。2013年我国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已经达到57.3%和29.9%，但很多商品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中。其中，机电产品61.2%是外资企业生产的，51.1%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73%是外资企业生产的，65.3%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www.xing528.com)

效率贡献是实现外贸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实现单纯的增长可以在技术、制度、全要素生产率、效率等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得以实现。这种以要素投入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模式是粗放型的，是不可持续的。倘若单纯依赖要素投入扩张，能够获得规模经济，那么这种增长方式仍不失为好的方式，是值得追求的有效率的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有时被狭隘地理解为技术进步，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仅是技术进步贡献的测度，它反映了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所有其他的增长源泉——除劳动和资本积累通过私人收益所做贡献之外的所有其他有助于增长之因素均属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