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贸易隐含能耗与环境成本转移问题分析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贸易隐含的能源消耗量、排放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以及伴随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环境成本转移等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我国贸易商品的隐含能源消耗量和隐含污染物排放量。另一种是通过简单计算外贸产品的直接污染排放量或能源消耗量，来分析自由贸易导致的环境成本转移问题。

王文中和程永明（2006）根据日本2000年投入产出表和我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日贸易隐含的CO2排放量。结果发现2004年我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所隐含的CO2排放量是日本向我国出口产品隐含的CO2排放量的六倍，说明我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增加了我国境内的CO2排放量，不利于我国的环境改善。从部门来看，日本出口贸易隐含CO2排放量较多的行业是电器、化学产品、机械等行业，而我国排放量CO2较多的行业是化纤产品、机械、化学产品以及农林水产品等。

沈利生和唐志（2008）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SO2排放的影响。从总体上说，由于出口污染排放强度低于进口污染减排强度，故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污染减排。然而巨额外贸顺差以及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的下降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污染排放的逆差，而出口产品结构的恶化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减排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不上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使得出口产品的污染排放总量还在上升。

齐晔等（2008）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对进出口商品都采用中国的碳耗水平所做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通过产品的形式，我国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2.7%之间，2004 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按照日本的碳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为国外转移排放的碳数量更为惊人。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研究认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和其出口国都是这些碳排放的受益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一味对中国增长的碳排放进行指责是不全面的。

周静和赖明勇（2008）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选用工业SO2为污染指标，分部门对我国入世后工业品贸易中污染流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借鉴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入世后工业品贸易中污染流的变化原因。结果表明，2001—2004年，我国工业品贸易中的污染流为负，2005年，我国工业品贸易中的污染流为正。贸易规模扩大在污染流的增加中起了主要作用，贸易结构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污染流的增加。(www.xing528.com)

尹显萍和李茹君（2008）基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现状，对工业“三废”排放量、十一个主要工业行业进出口贸易中含污量转移的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三废”排放量与对外贸易增长走势基本吻合。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增长虽然尚未带来整体和大量污染物向国内转移的局面，但也确实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且环境污染物有加快向国内转移的趋势。工业制成品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对于我国外贸及环境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尹显萍、霍达和唐黎（2010）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中日商品贸易中的隐含能源问题。结果表明2000—2007年我国一直是隐含能源的净出口国。与日本同类部门相比，我国相同部门的生产更倾向于能源要素的投入，间接反映出由生产技术特征所决定的投入结构还处在较低水平。相比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对于中日隐含能源进出口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尹显萍和程茗（2010）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中美商品贸易中的隐含碳。结果表明2000—2008年我国通过中美贸易对美国隐含碳的年净出口量高达1.42亿—6.73亿吨，占我国当年化石燃料碳排放总量的4.7%—10.9%。中美贸易使我国本土的碳排放增加，而美国则避免了0.55亿—2亿吨的年碳排放量，占美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0%—3.6%。该研究还强调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以生产为基础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没有考虑碳的转移排放，因而存在重大缺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关注一国本土的碳排放不足以说明减排成果，也无助于全世界范围内减排目标的实现。中美两国间隐含碳流动的不平衡，其基本原因是我国在贸易产业链中所处的分工地位，深层原因是中美两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差异。

徐慧（2010）利用2002年我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42个部门生产的完全污染排放系数和进出口贸易中所包含的污染物排放量，并分析了在技术水平相同的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成本转移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出口导致的环境成本转移低于进口所导致的环境成本转移，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扩张会增加全球的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