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环境问题的不平等影响

1.自由贸易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关于自由贸易对环境质量影响的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清晰的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有害，另一种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有利，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效应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综合影响。自由贸易对环境是否有害，其本质就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与主张环境保护的学者之间的争论。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认为，引起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在于环境问题往往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各种资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增加贸易国的国民财富，这对环境保护是有利的。主张环境保护的学者则认为自由贸易直接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如果任由自由贸易随意发展，全球生态环境必然会遭到破坏，这种情况在环境政策相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Grossman 和Krueger（1991）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最早研究了的经济贸易对各种不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该研究通过估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来分析经济贸易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对污染排放的影响，通过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计贸易的结构效应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发现自由贸易总体效应是有利于环境改善的。

Anderson（1992）分析了全球煤炭和粮食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对福利水平进行了研究，发现自由贸易降低了与煤炭和粮食生产相关的全球污染排放，提高了福利水平。

Birdsall和Wheeler（1993）的理论研究则显示，自由贸易使工业化国家较高的环境标准传输到发展中国家，以此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就越有利于清洁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清洁技术的使用必然会改善环境质量。

Ekins等（1994）为Ecological Economics 杂志编辑了一期专刊，专门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批评自由贸易对环境有益的观点，研究指出自由贸易确实会带来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提高的收入绝对不会完全用于环境保护事业。对于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逆的环境损失，即使将提高的收入全部用于环境保护，也是于事无补的。而且自由贸易导致的国际运输的增加也使交通工具带来的污染排放增多，这必将带来更多的环境损害。

Chichilnisky（1994）研究了自由贸易过程中不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如何影响环境质量的。发现如果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偏好和自然资源禀赋，那么当这两个国家进行贸易时，资源产权界定不清的一个国家，为了防止资源过度使用而设立的税收政策，反而可能会导致对资源的过度使用，进而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国际市场的传递作用则会对全球性的公共资源产生负的外部性影响。

在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争论中，认为二者是复杂关系的观点目前占据了主导地位。Dean和Gangopadhyay（1997）、Beghin等（1994）和Anriquez（2002）的相关研究均认为一方面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进而引起经济规模的扩张，这必然会导致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同时，还能够促进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并增强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都可以间接地减轻环境质量的恶化。

Grossman和Krueger（1995）认为产品生产所排放的污染物是生产活动的一种副产品，可以用污染排放密度的加权平均数与产品的产出总量相乘计算而得，其中污染排放密度的权数是各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他们把自由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作用机制。当假定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变时，贸易导致的经济规模扩大会使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因此贸易导致的规模效应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称为结构效应，假定贸易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不变，如果在所有的工业行业中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增速大于清洁型行业的增速，则贸易的结构效应对环境不利，反之则对环境有利。如果假定经济贸易的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不变，那么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减排技术的进步并得到广泛应用，将会导致污染排放的减少，因此贸易的技术效应对环境是有利的。贸易影响环境的三效应研究结论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许多学者也从上述贸易影响环境的三效应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如Stevens（1993），Bhagwati（1993），Selden等（1994），Copeland和Taylor（1994，1997）等。他们指出，贸易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三种效应产生的正面与负面效果的综合作用。并且认为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合力将最终超过负面的规模效应的影响。因此从长期来看，最终的结果是自由贸易对环境是有利的。

Runge（1993）把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增加为五种效应，他在Grossman和三种效应的基础上增加了自由贸易引致的产品效应和规则效应。他通过对这五种效应的分析，论证了自由贸易虽然会造成环境污染，但同时也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结果是自由贸易导致的产出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将会降低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2.自由贸易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经验分析

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系统地研究了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他们通过建立一个贸易壁垒如何影响污染排放水平的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纳入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资本劳动比、人口密度和贸易开放程度等变量，从而构建了一个可以计量的三效应回归模型。然后利用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数据库的相关环境数据，实证分析了1971—1996年间全球4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百多个城市的制造业二氧化硫排放密度与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在0.1到0.4之间，结构效应在1左右，而技术效应则在―0.9到―1.5之间。但是如果考虑国家之间贸易开放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生逆转，即所有国家自由贸易导致的结构效应变为负值，而规模弹性和技术弹性的检验结果表明，当贸易引致的产出和收入都提高1%时，则污染物浓度将降低约1%。因此，他们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自由贸易是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的。(www.xing528.com)

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的三效应计量模型（简称ACT模型）已经成为经典模型，此后有很多学者采用这一模型或者在这一模型基础上修正的模型，并选取不同的数据来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Cole和Elliott（2004）在ACT 模型的基础上，采用SO2、NOx、CO2和BOD四种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和污染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要比贸易引致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非贸易引致的直接结构效应小得多，而且对于不同的污染物指标而言各类效应的强度也是有所差别的。对NOx、和CO2人均排放量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的研究结论，而针对SO2和BOD的人均排放量和污染密度的经验分析却显示自由贸易降低了SO2和BOD 的人均排放量和污染密度，这与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Managi、Hibiki和Tsurumi（2009）认为大多数利用ACT模型的实证研究忽视了贸易开放度与国民收入影响环境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对ACT 模型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采用GMM估计方法，以不同国家的语言、地理等因素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IV），选取OECD和非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自由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对于不同的污染物和国家类型而言，贸易开放是否对环境有利是不同的。从长期来看，贸易开放度每增加1%，OECD国家的SO2、CO2和BOD分别降低了0.228%、0.186%和0.224%，而非OECD 国家的SO2、CO2和BOD分别增加了0.920%和0.883%，而BOD降低了0.155%。贸易开放度对OECD 国家的SO2和非OECD 国家SO2、CO2的长、短期弹性效应都较大，而对OECD国家的CO2、BOD和非OECD国家的BOD长、短期弹性效应要小。

当然还有些学者利用其他的一些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Dean（2002）根据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建立了一组联立方程，并运用该联立方程组实证分析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该分析采用1987—1995中国各省水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运用加权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了估计，考察了贸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静态和动态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短期内自由贸易会加重环境污染，但是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将减轻这一负面作用，结果总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的环境质量改善是有利的。

3.“向底线赛跑”假说

Esty（1998）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环境标准的降低可以带来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的降低，这种由于污染治理成本的降低而给出口产品带来的环境比较优势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来说尤其明显。因此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各国就有可能会降低各自的环境标准，或者放松环境管制的力度来增加本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出现“向底线赛跑”的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标准的降低有利于引进外资，尤其有利于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行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迁移，这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动力之一。

因此，有学者担心“向底线赛跑”的现象会使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崩溃，进而沦为全世界的污染避难所。Porter（1995）认为，“向底线赛跑”效应不适用于那些环保标准高和环保制度健全的国家。然而，在环保标准低和环保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国际竞争的压力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产生所谓的“向底线赛跑”效应，这可能最终导致国际环境条件的两极分化。

Anderson和Blackhurst（1992）用静态的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自由贸易对贸易大国和小国环境质量的不同影响。对于贸易小国而言，当在生产或消费中，以及在进口或出口过程中产生污染时，如果采取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那么适当的环境政策将会改善福利水平和环境质量。但是，如果采取任何以减少环境污染为目的的贸易手段来进行干预的话，都将会带来福利损失。对于贸易大国而言，如果主要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那么该国的福利水平就会提高。如果一种产品在贸易小国是清洁型产品，那么国外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与私人边际成本曲线是重合的，但在国内这两条曲线是不重合的。此时，如果贸易大国采取最优环境政策，该国的福利水平就会提高，而贸易小国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其福利水平将会改进，并且不会再产生更多的环境损失。研究还发现如果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是污染密集型的，那么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标准就会使落后国家的贸易状况得到改善。这是因为，在资本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将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某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Mani和Wheeler（1998）的研究主要考察了1960—1995年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状况、生产模式、国民收入、土地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与环境管制之间的关系，发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的产出占整个制造业的比例在逐步下降，而这个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却稳步上升。因此，他们认为这一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不断降低有关。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制造业减污成本快速上升的年份，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也在迅速地增长。但是，他们也同时指出，上述现象可能是短暂的，因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者加强环境管制来改变这一状况。

当然，也有学者对“向底线赛跑”假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论断。Eliste和Fredrikson（1998）考察了以出口为主的国家的贸易状况和贸易政策对环境标准的影响。并对农业部门进行了经验分析，该研究并没有发现“向底线赛跑”现象存在的充分证据。当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业部门有可能具有一些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特点，例如某些标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标准具有一定的底线，不能轻易突破。

Wheeler（2001）采用巴西、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的空气质量和水污染指标作为样本来验证“向底线赛跑”的论断。研究发现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四个国家主要大城市的悬浮颗粒物和水污染指标都呈现下降趋势。他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较小，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企业会按照国际环境标准进行生产。他还认为即使是缺乏完善的环境管制措施或者是不能够严格执行已有环境管制措施的低收入国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会对造成环境危害的污染者进行处罚。所以该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环境质量的底线并不会像“向底线赛跑”假说所认为的那样不断下降，而是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上升。

Chai（2002）选取中国制造业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并根据三效应分析框架，研究了自由贸易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在计算了两个不同时间段中国制造业中清洁型行业所占的比例后发现，在1996—1998年间该比例比1980—1982年间高出了21%—60%，而计算同时期制造业的出口污染排放量发现，1996—1998 年比1980—1982 年间降低了42%。据此结果，他认为中国自由贸易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都是有利的，至少对中国来说“向底线赛跑”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然而令人悲观的是，该研究所计算的规模效应是显著为负的，而且规模效应的负面影响之大足以抵消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结果最终导致中国制造业的“三废”排放总量是增加的。此外，他还认为对中国来说，大量进口制造业生产中所使用的一些中间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环境成本转移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