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作为重要的经济活动，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其本源来说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而对于后一个问题，溯其思想渊源，则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家们就进行过有关探讨。William Petty认识到，自然条件制约着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1798年，Thamas Rober Malthus创立了后来被人冠之其名字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加，土地、粮食等资源具有绝对稀缺性。1817 年，David Ricardo提出了“资源相对稀缺论”，认为自然资源再生能力有限。1871 年，John Mili提出经济生产中的“双重约束”，即资本不足和土地不足。20世纪20年代，Mekenzie最先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对人类社会问题的研究中。1955年，Simon Smith Kuznets认为人均GNP与基尼系数之间呈“倒U 型”的变化关系，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Arthur Cecil Pigou针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庇古税方案”。Coase则提出，解决环境问题，可以通过明晰产权与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实现。1962年，由R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广受关注，客观上催生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生态运动。1966 年Kenneth Boulding提出了“生态经济”概念，创立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1968年，罗马俱乐部作为关注全球发展战略的著名研究机构，对“人类困境”问题进行了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法的研究。同年，Hardin 发表了《公地的悲剧》一文，指出环境资源具有公共品特征，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1972 年，D.H.Meadows 等人出版了《增长极限》，构建了“世界标准趋势模型”，将人类世界当作一个大系统，由5个子系统即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构成，选用1900—1970 年有关数据，研究发现人口、资本呈几何级数增长，但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却有限，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人类前景将是灾难性的。为此，必须在1975年和1990年分别停止人口、工业投资的增长，以实现“零增长”的“全球均衡”。这一“增长极限”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Cole在Meadows的模型中引入新变量，研究结果发现，只要资源增长速度够快，超过人口和消费增速，经济体系将打破极限而不会崩溃。同样，Nordhans对Meadows模型做了调整，也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可以防止经济系统崩溃，而且还可能使其速度加快。1974 年，Lester R.Brown创办了世界观察研究所，自此出版《环境警示丛书》，率先提出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念，论述了自传统经济模式向生态经济转向的途径等问题。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予以明确。从此，有关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Grossman同Kruger就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NAFTA）的有关研究堪称开创性。他们运用跨国面板数据（Panel Data），先后于1993和1995年对城市大气污染浓度等14项环境指标和人均GDP的关系做了回归分析。研究显示，大多数环境污染物与人均GDP变动趋势呈倒U 型关系。他们还估算了EKC 的拐点（Turning Point，TP）。其后众多研究对EKC 进行了检验。Shafik and Bandyopadhyay（1992）选取人均GDP、污染排放及相关变量，估计了1960—1990 年间149 个国家的10 种污染物EKC，发现倒U 型的关系存在于城市空气污染、森林采伐量与人均GDP之间，而城市卫生和饮用水质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则并非倒U 型。Selden and Song（1994）对四种大气污染SO2、CO、SPM、NOx的EKC 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它们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均呈倒U 型。Soumyanada Dinda（2005）建立动态内生增长模型，着重研究了EKC 的理论基础，认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出现倒U 型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治理投资由不足向充足的改变。刘钻石等（2011）运用南北贸易模型，采用1960—2009年全球213个国家与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发现EKC曲线形状因污染物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且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更接近倒U 型，而发达国家则不确定。Shahbaz 等（2012）对巴基斯坦的研究证实了EKC 曲线的存在，并且发现该国能源消费会始终增加CO2排放，而贸易在长期却会降低CO2排放。Estevez和Tamarit（2012）对西班牙1857—2007年间CO2排放进行了研究，同样证实了EKC 曲线的成立。

2.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

在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国际贸易和环境污染之间相互关系的时候，主要的着眼点在于国际贸易自身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而国际贸易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涉及不多或者没有直接涉及。但是，实际上，国际贸易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已经暗含于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中（尤其是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们关注更加高质量的生活、更加环保的绿色技术和更加严厉的环境标准，而这在国际贸易政策上则会体现为碳关税和绿色准入标准等非关税壁垒。

Grossman和Krueger（1991）首先提出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具有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其后，Copeland 和Taylor（1994）从理论上对其做了很好的阐释：规模效应是由于贸易的发展导致经济总量的增加，从而使污染物的排放增加；技术效应是指由于人们收入的提高，从而对清洁环境的要求也会更高，这会促使人们改进生产方法，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普及；结构效应是指由于生产结构的变迁，导致相对清洁的产业从南方向北方迁移，使南方和北方的污染密度都增加，从而使南方和北方的污染都会增加的现象。同时，该文认为北方向南方进行的单方面转移支付会降低全球污染。这一结果为彭海珍和任荣明（2003）指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的“专业化陷阱”提供了一个证明，也对污染控制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北方所应承担的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这一定义，规模效应对一国环境污染影响为负，技术效应对一国环境污染影响为正，而结构效应对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环境污染影响为负。Copeland和Taylor认为，从总体上说，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由结构效应决定，并且总体而言国际贸易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污染，而降低发达国家的污染。库兹涅茨“倒型”环境曲线指出，收入可以理解为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污染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线索，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会超过其负面影响，从而当贫穷国家收入达到一定的“门槛”时，也会出现一个临界点。这就是说，收入效应实际上是隐藏在以上三个效应背后的另一个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三者的综合结果。按照这一理解，似乎不应该再将收入效应单独作为一个因素独立出来。对此，国内有些学者持不同观点。刘力、王力和王国聘在综述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时把收入效应作为独立于以上三个效应之外的第四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产品效应和法规效应。

在实证方面，Grossman和Krueger（1991）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建立对墨西哥环境污染的影响。其结果发现，传统因素，即李嘉图的比较分工原理，相对于对污染控制成本的考虑而言，更有力地影响着NAFTA 框架下墨西哥的贸易增加。但是，当考虑到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自由化时，墨西哥经济的总体排污量会增加。

Grossman和Krueger（1995）采用来自全球环境监控体系的多国面板数据，分析了世界各国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大部分环境质量指标随着人均的增加，会呈现出“倒型”曲线。

国内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讨库兹涅茨“倒型”环境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以及估计，如包群和彭水军（2006）通过对1996―200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六类环境指标面板数据的分析，基本肯定了中国倒U 型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的存在，但其结果显示中国尚处于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左半部分的上升阶段，尚未达到环境改善的拐点。曹光辉等（2006）利用1985―2003年的数据得到类似的结果，即中国还没有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存在的证据，或者环境改善的拐点尚未达到。而钟茂初（2005）则认为这种“实证”研究没有错，但是，即便实证研究表明存在倒U 型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对其的结果解释也应该慎重。即便在某一局部或者某一时期能够出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但是，从长期和整体来看，人类自身的发展终将恶化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是“虚幻的”。也就是说，这种双赢实际上很难实现，而只能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两难选择之中的权衡。本文认为，这一分析抓住了环境问题与人类发展的实质，揭示了环境问题的长期必然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实证结果的“虚幻性”，因为本文的实证分析通过时段和区域的划分显示了中国各个地区在各个时段上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这对于判断中国总体及其不同地区现在处于什么位置是有帮助的。

在对中国东部地区的研究中，邢秀凤和刘颖宇（2006）利用1988―2002年的数据发现，山东省的工业废水曲线为“U+倒U”型。张红凤等（2009）利用1986―2005年的山东省数据则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估计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度量指标的选取，对于四种指标（人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烟尘排放量，人均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仅人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人均GDP 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王志华等（2007）运用1990―2004年的数据发现，北京市除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N形外，其他环境指标呈下降或倒U 形。彭立颖等（2008）利用1981―2006年的数据发现，上海市烟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这四项指标均呈倒U 形。但是，吴海鹰和张盛林（2005）利用1986―2003年的数据，则发现在西部地区，这一证据则很不显著或根本不存在。(www.xing528.com)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而应当是人为努力和环境政策的结果。此外，中国在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时，还应该向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倾斜，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二是估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如张连众等（2003）利用2000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横截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将加重中国的环境污染水平，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中国的环境保护。李斌等（2006）利用2001年的全国面板数据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三是收入分配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如李海鹏等（2006）则利用1986―2002年的数据，发现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会增加污染的排放。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时，集中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而较少去关注国际贸易对环境资源，尤其是自然生态资源的影响。李怀政（2009）、张琼（2010）、高秋杰等（2011）在文献综述中提到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时，也侧重于污染方面，或者没有注意环境污染与环境资源的区分。

3.国际贸易和生态资源

如前所述，所有权不完善是环境资源问题的核心。因此，对国际贸易和环境资源相互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研究国际贸易和资源所有权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国际贸易与环境资源所有权不完善并存的情况，Brander和Taylor（1997）在假设工业品的生产对资源品没有污染的条件下研究了具有开放性资源的小国开放经济。在他们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共生产两种产品：开放性的资源产品和制造工业品。其研究结果发现，如果在开放经济中，这一小国不能实行专业化生产，那么经济开放虽然可以为该小国带来暂时的福利增加，但是，在新的均衡状态下，由于资源的耗尽，该小国的福利水平将低于国际贸易前的均衡水平，从长期来看，将因为国际贸易而遭受损失。只有这一小国实行专业化生产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从自由贸易中长期获利。

ZHAO Jin―hua（2000）研究了降低关税壁垒和改进环境资源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发现，政策的协调在保证改革的每一步都能够在促进福利方面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改革总是根据其中一种外部效应来最优化地设置另外一种外部效应，那么长期中这两种外部效应的降低顺序不会有差别，因为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全部消除这两种外部效应。但是，当其中一种外部效应比另外一种明显地更加突出的时候，或者当这两种外部效应的消除不是渐进的时候，如果改革是以随机的方式来消除外部效应，那么协调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曲如晓（2003）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资源进行掠夺，如刚比亚被迫将稻田改种块茎作物，马里等非洲国家被迫种植棉花，因为法国需要棉花。结果，土地被毁，洪水泛滥，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